他所选择的第一个继承人，是长子褚英。
１５９８年（明万历二十六年），１８岁的褚英在努尔哈赤开基创业的战事中大显身手，被赐号“洪巴图鲁”（凶猛的勇士）。
此后在同强大的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的战事中，又因作战勇猛被赐予“阿尔哈图门”的称号，翻译成汉语就是“广略”（颇具韬略）。
褚英因英勇善战、战功累累而得到努尔哈赤的器重，被立为继承人，并让他参与处理朝政。
在负责分配战利品时，由于褚英改变各旗均分的传统，引起旗主们的强烈不满。
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代善纷纷向努尔哈赤告发褚英“不恤诸弟”、多占财物。
兄弟们的一再控告，不仅导致褚英失去继承人的资格，还造成褚英在建国前的一年被父亲处死。
努尔哈赤所选择的第二个继承人是次子代善。
代善比褚英小三岁，也是位洋溢着尚武精神的青年。
１６０７年当他奉命去接应前来归附的东海瓦尔喀部众时，遭到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的截击，代善奋不顾身，迎战布占泰，不仅击退了乌拉部，而且使得瓦尔喀部众顺利抵达努尔哈赤的辖区。
因战功赫，代善被赐予“古英巴图鲁”（无畏的勇士）的称号。
１６１３年，在同乌拉部的关键一战中，代善亦因不畏强敌、作战勇敢而得到努尔哈赤的赏识。
在褚英失去继承人的资格后，代善则被努尔哈赤定为继承人。
因而当１６１６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时，代善便位居四大贝勒之首。
尽管努尔哈赤不想让代善成为第二个褚英，但皇太极、阿敏、莽古尔泰等人颇具蛊惑的言辞，已经动摇了代善在父汗心中的地位。
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又借代善第二子硕托企图叛逃一案，大讲“我辈诸弟、诸子及国内大臣都怕兄嫂”，以至努而哈赤认为代善“因为妻的唆使便想除掉亲子与诸弟”，取消了次子将来“当一国之君”的“资格”。
皇太极、阿敏、莽古尔泰同庶妃阿济根、塔因查是否串通一气，已经无从考证。
但她们的告发却带来了两个相关联的后果——代善丧失了继承人的资格；乌拉那拉氏的大福晋地位虽未因此丧失，但阿济根、塔因查在宫内的地位却提高到可以和努尔哈赤同桌吃饭；乌拉那拉氏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
努尔哈赤还活着尚且如此，想到未来她不禁一身冷汗……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被逼殉葬
与努尔哈赤事业蓬勃向上成为鲜明对照的就是他与日俱增的衰老，这后一点是大福晋乌拉那拉氏最不愿见到的，她以及她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多尔衮、多铎还都要仰仗后金汗的庇护。
可努尔哈赤似乎并未意识到老之已至，在占领辽东后又雄心勃勃地渡过了辽河，向辽西挺进，并在该年正月攻克广宁及其周围的４０多座城堡，辽西明军像溃堤的河水冲向山海关。
按照努尔哈赤的风格，从来都是乘胜追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但这一次他未选择连续作战，而是班师回朝了，他自己也需要喘口气了。
努尔哈赤虽然讳言老，但他很清楚自己的精力、体力远非昔日，特别是那些当年一起统一建州女真的老臣的相继去世，已经让他感觉到死亡的威胁在一步步逼近。
他在何和礼去世后曾万分伤感地说道：“天何不遣一人送朕老耶！”不服老的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１６２６年）初又踏上了征程，早已经被后金军队吓破胆的明关外经略高第命令所有驻守关外的明军撤至山海关。
但却有一个人拒绝执行撤退的命令，此人就是驻扎在宁远的袁崇焕，努尔哈赤遇到了他命中的克星。
虽然袁崇焕孤立无援，虽然宁远被围得水泄不通，但袁崇焕凭借在宁远配备的大炮，不仅以少胜多、击退了后金军队的进攻，还使得这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女真统治者被炮火击伤。
努尔哈赤无限愤慨地说道：“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身体上的伤痛以及出征受阻所造成的心灵上的郁闷，终于把６８岁的后金汗击垮，不得不到清河温泉静心疗养。
自２５岁起兵，４３年的鞍马劳顿、风餐露宿已经耗尽了他生命中的元气。
当他自知大限将到之时，立即派人去沈阳接大福晋乌拉那拉氏，安排后事：立１５岁的多尔衮为继承人，以代善辅政。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下午，大福晋头上的天塌了，努尔哈赤在返回沈阳的途中去世，乌拉那拉氏护送丈夫的遗体急行四十里连夜赶回沈阳，等待她的竟是已经策划好的宫廷政变。
虽然她宣布了努尔哈赤临终前的圣谕，但根本不可能粉碎策划好的阴谋。
第二天一早，四大贝勒向她摊牌了，拿出一份炮制好的命令大福晋乌拉那拉氏殉葬的所谓遗诏。
大福晋虽然全力抗争，但由于２１岁的阿济格势孤力单，１３岁的多铎更不可能统领一个旗的力量去与那些成年的兄长抗衡。
自从父亲满泰去世之后，不管处境多难乌拉那拉氏都挺了过来，此时，积累了３０年的泪水如泉涌堤决一般夺眶而出，但苦涩的泪水在无情的权力面前显得那样的无奈。
已经被绯闻磨得全无圭角的大贝勒代善自然退避三舍，既不会遵循父亲遗命辅佐幼弟多尔衮即位，更不会出来保护一个毫无依靠的弱女子；三贝勒莽古尔泰早就认为汗位非己莫属，他不仅掌握一个旗，还有同母弟德格类鼎力相助，对于小小年纪就已经各自掌握一个旗的阿济格、多铎早已心生嫌隙，只要乌拉那拉氏活着，他莽古尔泰就不可能如愿以偿；至于含而不露的四贝勒皇太极，已经从代善的儿子岳托、萨哈廉那里得到支持即位的承诺，更是心里有底，但要推翻父汗令多尔衮即位的遗命，就必须置大福晋于死地，四贝勒很清楚论智谋他未必能斗得过大福晋。
所有的合力汇聚到一起，就是逼迫乌拉那拉氏为丈夫殉葬。
乌拉那拉氏接受了殉葬的要求，但前提是这些兄长要对天发誓：善待自己两个年幼的儿子，要兑现努尔哈赤生前的许诺——拨给多尔衮一个旗。
在四大贝勒盟誓后，大福晋开始了殉葬的历程——在流尽一生的眼泪后，她换上大福晋在盛典时所用的服饰，端庄肃穆地走上了牺牲的祭坛，头也不回地朝着挂好的弓走去，弓弦一横便成了她最终的归宿……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却要以剥夺女人的生命为前奏，那些颠簸在马背上的七尺男儿在扪心自问时难道就毫不汗颜？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往往最先牺牲的却是匹妇！在沈阳盛京后宫，女人殉葬的悲剧并没有结束。
也许是为了杀人灭口，当年告发大福晋乌拉那拉氏同代善有私情的两名庶妃阿济根、塔因查也被强迫殉葬，一切的一切都伴随着年轻而又鲜活的两条生命的被扼杀而被掩盖得无迹可寻。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生命的延续
在沈阳后宫里那位聪明干练的大福晋乌拉那拉氏永远地消失了，但她的生命依然在延续，阿济格继承了母亲的果断，多尔衮继承了母亲的睿智，多铎却继承了母亲的豁达。
在激烈争夺中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很快就兑现了拨给多尔衮一个旗的承诺，但并不是努尔哈赤生前统领的那个旗，而是阿济格的正白旗。
皇太极以阿济格为多铎擅自主婚为借口，剥夺了阿济格的旗主地位，真可谓一箭双雕，既兑现了努尔哈赤的许诺，又在阿济格与多尔衮之间结下了疙瘩，多尔衮的发迹毕竟是建立在阿济格的失势的基础上。
对皇太极来说笼络多尔衮、多铎这两个年幼的弟弟，总比驾御已经成年的阿济格要容易得多。
平心而论，在皇太极执政的１７年来对两个幼弟的确是关照有加，为他们提供锻炼的机会，对他们的任何一次战功都格外嘉奖，当皇太极仿照明朝官职创建六部时还不到２０岁的多尔衮就负责吏部事务，而当皇太极在天聪九年（１６３６年，明崇祯九年）称帝、改国号“清”、大封群臣时，２４岁的多尔衮、２２岁的多铎同代善、济尔哈朗（阿敏之弟）、豪格（皇太极长子）以及岳托等都晋封为亲王，多尔衮被封为睿亲王，多铎被封为豫亲王。
崇德八年八月（１６４３年，明崇祯十六年）初九，皇太极突然去世，而且生前也没有立下皇位的继承人。
尽管两白旗极力拥戴多尔衮即位，但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图赖却摆出不立皇太极之子就以死相拼的架势。
为了避免兵戎相见、内部分裂，审时度势的多尔衮说服两白旗接受两黄旗拥立皇太极之子即位的要求，但要排除３５岁的肃亲王豪格，最终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以皇太极幼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并以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济尔哈朗作为皇太极的堂弟在血缘上就远了一层，何况还是个生性懦弱的人，所谓共同辅政实际上是徒有其名。
清开国时期的军事民主制度，断送了多尔衮的皇位。
然而当皇太极统治１７年去世时，已经成为强者的多尔衮却又因“父传子”体制得到确认，再次与皇位失之交臂。
酝酿了１７年的旧恨与被迫承认皇太极之子即位的新仇，在多尔衮的心中激荡、膨胀……他忘不了已经凝固在头脑中最惨烈的一幕——母亲慷慨激愤的抗争，如泣如诉的叮嘱，绝望的目光与端庄的仪容……已经到了报杀母之仇的时候了，他要让逼迫母亲殉葬的四大贝勒付出代价。
对于一命呜呼的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