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似乎猜到嘉庆很可能把立储密匣带在身边，就让回来报信的人再返回避暑山庄去找，但折腾了好久依旧没找到。
国不可一日无君，在立储密匣找不到的情况下，皇后必须解决这一难题，于是她下达懿旨：令皇二子继承皇位。
绵宁是嘉庆第一位皇后孝全皇后喜塔拉氏所生，钮祜禄氏比绵宁只大六岁。
已经感受到内忧外患的钮祜禄氏，清醒地意识到从宗社的长治久安需要立一位成熟的有能力的继承人。
从当年皇二子在宫中同教匪的搏斗中，她认为自己的判断同大行皇帝生前的抉择是一致的。宫里的女人，只要自己生了儿子，没有不期望自己的儿子能当上皇帝的，但一个理智的女人总要看看自己的儿子有没有治国安邦的志向，钮祜禄氏生的两个儿字绵恺、绵忻，一个迷恋皮黄，一个陶醉古籍，别说嘉庆看不上，就连她自己也很失望，充其量也就是去管理升平署、武英殿修书处……皇后钮祜禄氏的立储懿旨，绝对是从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出发的，其中毫无任何个人的考虑……随同嘉庆去避暑山庄的太监终于在大行皇帝的遗物中找到一个不起眼的盒子，打开一看，正是册立皇二子绵宁为皇太子的密旨……钮祜禄氏的心一下子踏实了。
绵宁——即道光皇帝的即位更加名正言顺了，而皇后钮祜禄氏也因嫡母身份被尊为皇太后。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平张格尔
自嘉庆末年以来，大和卓布拉尼敦的孙子张格尔从敖罕潜回南疆，以传教为掩护纠集部众，甚至组织人袭击喀什噶尔周边地区……到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张格尔已经占据那林河一带作为反清根据地，招兵买马。
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巴彦巴图率领清军前往剿灭，得到风声的张格尔早已经转移。
巴彦巴图在开出四百里后没有遇到敌兵，竟然抓捕当地百姓，杀良冒功。
巴彦巴图的暴行激起当地百姓的强烈不满，张格尔遂乘机杀回。
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年）六月，张格尔已经逼近喀什噶尔，两个月后喀什噶尔陷落，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也旋即陷落，新疆西部四城全部落入张格尔的手中，西陲局势急剧恶化……皇太后实在想不明白已经平定了百年的新疆，怎么一下自就闹到这步田地？生活在紫禁城中的皇太后既不可能了解边疆地区吏治的败坏——毕竟是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吏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激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而张格尔一类别有用心的宗教上层人物必然要煽动民族情绪，制造动乱乃至分裂……能否收复西四城、能否挫败张格尔已经成为清王朝能否恢复对南疆进行有效统治、能否维护国家统一的关键。
为此道光起用祖父乾隆留下的老臣杨遇春，并派遣将近四万军队开赴南疆，一鼓作气收复了喀什噶尔，时为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三月初一，杨遇春乘胜进军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西四城失而复得。
一直关注西陲形势的皇太后，不禁松了口气，但美中不足的是酿造事端的张格尔却逃回了敖罕，如果不把张格尔擒获，南疆仍不会平……为了彻底解决后患，清政府起用在平定河南天理教中立了殊功的直隶总督的那彦成去新疆善后，那彦成争取同张格尔属于不同教派的支持，并派人道光像道光八年平定张格尔向境外的张格尔散布官军已然班师的假情报，而四处流窜的张格尔也迫切期望能杀回南疆有个立足之地，遂在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率领５００多骑兵，潜入边境，被早有准备的清军彻底歼灭，仅带３０多名残兵逃跑的张格尔被清军抓获，这一特大喜讯伴随着早春的和风在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年）正月传入紫禁城。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鸦片走私
鸦片具有止泄、镇痛等功能，但长期使用就会上瘾。明代正德年间，鸦片作为药材输入。
早在明朝末年，已经出现瘾君子。入清以后，吸毒者有增无减。在清初已出现专门提供鸦片的烟馆，“将鸦片泡制成膏，然后斜烟丝入内拌匀，晾干为烟”，“以此射利”。
初吸鸦片，“晕迷似醉”，“能通宵不寐”。
“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气。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馔，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是以少年子弟易堕其术，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为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乃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到乾嘉以后贵胄子弟、八旗兵丁、各级官吏都有不少人成为瘾君子，甚至就连宫中的太监也偷吸鸦片，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太监张进幅吸毒长达三十多年，在张的诱惑下，不少太监开始吸毒。
其实皇太后对此也已经有所风闻，虽然下令严查，但经过林清之变以后对太监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惟恐再闹出勾结教匪一类的惊天大案。
吸毒容易，戒毒难，许多瘾君子，“明知其害，不能绝也”，一日不吸，“则面皮顿缩”，“脱神欲毙，复饮乃愈”，“不可复救”。
为了帮助吸毒者戒毒，避免家破人亡的厄运，在当时流传着种种戒毒的偏方，但由于瘾君子们对毒品的依赖，所有戒毒偏方或被弃而不用，或浅尝辄止。
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就颁布了禁止贩卖鸦片、开设烟馆的命令。
至此，以进口药材为名的持续近两个世纪的鸦片贸易被中止。
在当时对华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要国家是英国，英国把在殖民地印度生产的鸦片就近运往中国。
一方面它用提供贷款鼓励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一方面在加工过程中“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味”。
英国鸦片商及英国政府在罪恶的鸦片交易中牟取暴利，一箱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可获利１８２０银元（一箱鸦片的成本约１８０银元，运至中国的售价为２０００银元），英国政府的税收中仅鸦片税就占４２．７％。
因而英国政府和英国鸦片商绝不会放弃这种罪恶贸易，只不过将其从公开进口变为秘密走私。
负责鸦片生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令人把鸦片装入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运至加尔各答，拍卖给鸦片商，再由鸦片商偷运至中国沿海。
英鸦片商通过行贿清廷地方官员及负责缉查走私的巡船官兵，使得鸦片走私畅行无阻。
由于利益的驱动，鸦片走私日益猖獗。
乾隆六十年走私入境的鸦片已四千箱，到道光七年走私鸦片则超过一万箱，而至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都突破了两万箱，迨至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已经接近３万箱了。
在鸦片大量走私入境之前，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出超的有利地位。
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非常好，远销欧洲、美洲及东南亚，但外国的呢绒却打不开中国的市场，每年从欧洲输入中国的银元约几百万。
乾嘉以后鸦片的大量走私入境，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开始从出超变入超。
为了支付走私入境的鸦片，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价上涨。
而银价上涨必然引起白银与铜钱（又称制钱）比价的失调。
朝廷向官员兵丁发放的官饷是银两，而百姓向清廷交纳的钱粮也要折成银入库；然而民间交易，市场上的买卖，主要用铜钱。
因而银与钱的比价是否合理，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
清初，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文。
由于当时清政府禁止民间开矿采铜，从康熙收复台湾解除海禁后，每年都有上百万的银元输入，因而银价下跌。
到康熙晚年银与钱比价已变为１∶９００，至雍正年间已经是１∶８００，到了乾隆初年则发展到１∶７００。
然而到乾隆中叶，由于鸦片走私白银外流导致银价回升，银与钱的比价回升到１∶８５０，至乾嘉之际，一两白银能换铜钱一千三四百文。
到嘉庆时期银价已经上涨到一千六百文左右，使得百姓在交纳钱粮中为折银而负担加重。
从表面上看，清朝统治者并未曾加田赋，但在实际上却把银价上涨的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
如果说只是身边的太监抽大烟也就罢了，可眼下已经闹从事鸦片走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到银价一个劲儿地上涨，皇太后就是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做不到了，总得想办法解决白银外流的问题……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虎门销烟
禁止鸦片走私的问题从乾隆时期就已经提出，此后嘉庆、道光都一再公布禁令，但由于英国的鸦片贩子同沿海的地方官员、缉私船只以及内地贩卖鸦片的不法之徒已经组成一个庞大的走私网，朝廷的禁令只是一纸空文，不仅是禁而不止而且是愈演愈烈，大有泛滥成灾之势。
就连身居紫禁城的皇太后都已经感受到鸦片走私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了。
英国商人组织生产、走私鸦片，却严禁本国人吸食鸦片，对本国人吸毒进行最严厉的惩罚——“有犯者以炮击沉海中”，尽管“以炮击沉”之说引起一些人的置疑，但英国人在禁毒方面对本国人约束的确比清朝的“杖责”要严厉，而且有效。
英国商人用鸦片“专以诱他国之人，使其软弱”。
面对“其祸烈于洪水猛兽”的灾难、面对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困境与吸毒所造成的体质衰弱与道德沦丧，禁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道光在十八年（１８３８年）任命在湖广禁烟颇见成效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走私鸦片最为严重的广东主持禁烟。
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对鸦片贩子的走私活动进行调查，并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