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宫惯例，皇后每年例银不过２０００两，妃不过３００两，嫔２００两，除了个人用度，还要拿出一部分打赏下人。
珍妃平日不会计划，难免一年下来总会出现亏空。
她想到照相术在中国还是稀罕的事物，于是私下拿出自己的积蓄，让身边一名叫做戴安平的太监在东华门外开了一家照相馆，希望借此可以让手头宽裕一点。
隆裕皇后无意中得知喜爱照相的珍妃居然在宫外出资开设照相馆，马上告知了慈禧。
慈禧其实自己也非常喜欢照相，现存的慈禧的相片要比珍妃的多得多，她对照相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反应。
但是她对珍妃居然敢背着自己在外开店大为光火，“以为宫嫔所不应为”，认为珍妃仗着光绪喜欢，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这个老佛爷放在眼里，对珍妃开始大为不满，借口珍妃不守祖宗的家法，把她狠狠教训了一通，并将开照相馆的太监戴安平当场打死。
慈禧控制下的后宫是不能允许有独立思想的人存在的，光绪尚且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更何况珍妃呢？珍妃在宫中的地位，急转直下。
有一次，光绪一时高兴，赏给珍妃坐八人抬的大轿。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偏偏被慈禧碰到了。
慈禧不仅把珍妃痛斥了一番，而且为了警告珍妃，把轿子也给毁了。
这件事本由光绪起，光绪得知后也很尴尬。
因此，当隆裕为此事在光绪面前说起珍妃的不是时，光绪不由得大为恼怒，把怨气全撒到了隆裕的头上。
据后来一位刘姓宫女回忆，光绪当时甚至动手打了隆裕。
这样一来，珍妃不仅引来了隆裕的怨恨，而且慈禧知道以后，愈发觉得珍妃把皇帝带坏了。
过了不久，光绪用库存的珍珠和翡翠做成了一件珠光宝气的旗袍，偷偷送给了珍妃。
不想珍妃私下穿着与光绪在御花园里散步时，竟然被慈禧撞见了。
慈禧大为生气，因为凭着珍妃的等级，无论如何也不能穿着如此珍贵的服装的。
慈禧不仅当即让太监脱掉了珍妃的这件外套，而且还杖责了珍妃三十下，慈禧就是要借此给珍妃点颜色看。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捐纳风波
光绪二十年，慈禧六十大寿。
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特许王公大臣、后宫嫔妃普升一级，珍妃和姐姐瑾妃当时还为嫔，于是也依例将在该年的十月晋升为妃。
但是尚未等到正式册封，就发生了一系列让珍妃难堪的事情。
这一年，一个叫耿九的人，希望谋取粤海道官职，还有一个叫做宝善的人，希望出钱免罪，他们于是行贿了与珍妃较为亲近的两个太监：王长泰（王有儿）、聂德平（十八），都指望疏通珍妃之后，她能找机会在光绪面前美言几句。
珍妃毕竟还太年轻，在太监的游说下，根本没有细想这种事情的严重后果，便做了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答应了替他人跑官。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光绪二十年甲午（１８９４年）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谋得四川盐法道的肥缺。
按例新官放任，后妃流苏簪二皇帝需要召见一次。
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曾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回答是在木厂，光绪惊讶之余，要求玉铭当场写下简历，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光绪大失所望，只好另下一旨，说明新授四川盐法道的玉铭，在皇上询问其公事时，大多都并不熟悉，不能再授予这个职位。
其实在清代，买官（即捐纳）并不是地下交易，而是政府许可行为。
清代中国选官有三种途径：荫封，科举，捐纳。
所谓捐纳，即平民通过捐纳财物来获得官职；生员可以通过捐纳财物成为贡生和监生；也可以得到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官吏通过捐纳财物可以晋级。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清朝正式颁布了制度，以后历朝沿袭，且捐纳数额愈来愈大，由捐纳而得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才明令禁止。
很多著名的人物都是由捐纳走向仕途的，著名文人李慈铭，洋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华衡芳、徐寿、李善兰、郑观应、薛福成，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北洋舰队“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他们中甚至还有“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谭嗣同、杨深秀，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等等。
清代的捐纳和现代人理解的“买官鬻爵”还是有所不同的。
但珍妃却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以慈禧、李莲英为首的利益集团。
《国闻备乘》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
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
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
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乌布”，是满语中差事的意思。
在清代，各部郎中以下的官员，凡实际负责办事之人，都称为“乌布”，是较为低级的官员。
慈禧想帮李莲英为其四个养子说情谋官，结果都被刑部尚书以“补缺当遵部例”的理由给驳了回来，而且只肯给“乌布”这样的低级职位。
而同样性质的事情，珍妃却通过光绪为他人谋到了清代为正四品的“道员”职位。
这件事情被人揭露出来之后，使得慈禧对珍妃极为厌恶。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袒而杖之（1）
连续发生的变故，像噩梦一样缠着珍妃。
惊魂未定的她，原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还有比这更坏的事情。
同年，隆裕皇后也想在光绪面前说情，为舅舅谋福州将军的缺。
为了保证事情万无一失，她想到光绪最宠爱的是珍妃，便希望珍妃为她出面。
珍妃出于各种考虑，认为自己不方便出面，于是对隆裕皇后说：“谁去说都是一样”。
对珍妃的回绝，隆裕大感意外，认为珍妃根本没有把她这位“六宫之尊”放在眼里，不由得恼羞成怒，跑到慈禧那以恃宠卖乖、欺压皇后的罪名告了珍妃一状。
慈禧听后勃然大怒。
隆裕皇后是自己的亲侄女，她能当皇后，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意思，不敬皇后就是不敬太后。
就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甲午的战败以及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都极大地刺激着光绪。
痛定思痛，光绪对维新思潮的热情越来越高，在言语中多次透露希望中国能够效法日本明治维新，通过改革从此走向富强，这让珍妃也激动不已。
珍妃素来深受老师文廷式维新思想的影响，在私下里与光绪讨论时，是倾向于希望光绪采纳主战派意见的，她支持光绪在国家治理上更多地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见。
时间一长，光绪、珍妃和慈禧的矛盾越来越深。
也使他们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对立起来。
不久，文廷式和珍妃的堂兄志锐上奏光绪，公开批评李鸿章在与日本作战中没有尽自己的全力，对日态度过于软弱，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说到李鸿章，目前有一种“很新”的观点，认为在战场上失败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李鸿章能在谈判桌上争取到好结果。
其实这观点并不新，列宁早就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问题是，由李鸿章创建并辖制的北洋水师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中日之间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这场殊死战斗了吗？那么多的北洋军舰不是在水战中被击沉，而是躲在威海卫被日军掠走，李鸿章对此难道就不该负一些责任吗？志锐对李鸿章的弹劾，既让珍妃钦佩，又为此举担忧。
因为珍妃非常清楚，李鸿章的消极避战，固然有他自己想自我保全的思想作怪，也跟慈禧的指示密不可分。
一直以来，慈禧都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以夷制夷”——利用日俄矛盾来对付日本越来越大的野心，不希望与日本产生正面冲突。
另外，甲午海战失败也和军需银两被挪用修建颐和园有关。
慈禧当年为了自己六十大寿，执意要动用海军军费重修在１８６０年被英法联军毁掉的圆明园，当时遭到了光绪和翁同极力反对，但是也无济于事。
因此，现在志锐这份措辞严厉的奏章不仅得罪了李鸿章，实际上也得罪了慈禧。
擅长权术的李鸿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杨崇伊上奏光绪，说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取代隆裕皇后、支持皇帝亲政。
这个奏折触到了慈禧的心病。
光绪自４岁入宫始，就一直在慈禧的控制下。
即使在所谓的“亲政”之后，掌管实权的依然是慈禧。
不论是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定夺，还是主要官员的任免、考核、奖惩，都需要先请示慈禧。
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光绪不过是空有皇帝的虚名而已。
光绪后来推行变法，主观上固然是要变法图强，抵御外辱，客观上也会削弱慈禧的权力。
这一敏感的话题使慈禧想到，至锐、文廷式胆量如此之大，无非是杖着珍妃的关系，珍妃如此胆大，无非是以为皇帝喜欢她。
想到这里，慈禧对文廷式、志锐和珍妃充满了怨气。
她于是借这个由头，对这三个人一一加以贬斥。
而李莲英在珍妃宫中搜到文廷式的书信，“内多指斥之辞”，遂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