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于是借这个由头，对这三个人一一加以贬斥。
而李莲英在珍妃宫中搜到文廷式的书信，“内多指斥之辞”，遂下旨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将文廷式革职，赶出毓庆宫，永不录用；将志锐贬职，由礼部侍郎调任为偏远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慈禧认定珍妃想要取代自己钦定的皇后，决定严惩珍妃。
据当年《故宫周刊》“珍妃专号”的白姓宫女回忆：“后本慈禧之女，平日有对后不敬者，慈禧严刑责罚，谓正宫中体制也。
今闻忤后者，乃素不善之珍妃，其愤怒之状，较之平日之十倍而不止。”当时慈禧居住在南海仪銮殿，她把侍奉珍妃的宫女、太监等叫到仪銮殿，当面询问珍妃平日的起居状况，“叱咤备至，凛不可犯”。
慈禧的严厉使太监非常恐慌，但仍坚持说珍妃平日恭谨，并无任何越理违规之处。
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怀疑太监私下拿了珍妃的好处，为珍妃隐瞒了实情。
于是命令掌刑太监杖责，打得珍妃宫里的太监皮开肉绽，但是那太监始终不肯招认。
当时珍妃也被叫到一旁陪审，慈禧看撬不开下人的嘴，便把怒气全都撒到了珍妃身上，命掌刑太监掌嘴珍妃，逼珍妃招供。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袒而杖之（2）
珍妃出身名门，平日又深受皇上宠爱，何曾受过这种委屈，羞愤难当，但也没有说出让慈禧认定的罪状。
在《国闻备乘》当中，慈禧曾就买官一事责问珍妃：“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
谁实教之？”珍妃反唇相讥道：“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一语戳中了慈禧的软肋，让慈禧气结于胸。
同治死后，本应从下一代的溥字辈中挑选新君，但那样的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没有资格垂帘听政了……慈禧本来就理不直，珍妃的顶撞让她当场难堪。
试想这紫禁城内，有谁能违背她的意志？于是下令对珍妃“袒而杖之，降贵人”。
什么叫“袒而杖之”，说白了，就是脱了裤子赤身露体地挨板子，不仅肉体遭受酷刑，而且人格也要遭到极大凌辱。
别说是在皇宫内院里，就是寻常百姓家有几个婆婆能跋扈到当众剥了裤子打媳妇的地步？至此慈禧仍不肯善罢甘休，还立刻夺了珍妃和姐姐瑾妃的封号，均降为贵人，同时马上要求光绪发布了正式的上谕，宣称此举是为了“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不久，慈禧设禁牌两块。
一块专为珍妃、瑾妃而设，谕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
平素装饰衣着，俱按宫中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违例。
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奇物件及穿戴等项，不准私自呈进。如有违例，重责不贷。特谕。”为了帮助隆裕树立威信，慈禧还特意为隆裕做了一块禁牌：“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俟后嫔妃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显然希望借此事帮助隆裕树立六宫中的绝对权威，借隆裕更好地管束珍妃。
此事涉及的人数众多，光前后打死的太监就有六十余人，一时间宫内气氛萧瑟。
珍妃当天回宫后，“哀毁异常”，她心灵所受的伤害、摧残远远超过了肉体，对她来说就差一个死字了。
当时慈禧不想因此与光绪的关系弄得太僵，转而又送给珍妃八盒食品以示自己的宽大。
对珍妃来说，别说是八盒食品就是八十盒、八百盒也不可能抚慰一颗受尽凌辱、摧残的心……喜怒无常的慈禧到了第二天，突然下令到同豫轩去看看。
路上看到一个太监没有穿符合礼制的袍子便勃然大怒，命令随从杖责。
但当时宫杖没有带在身边。
慈禧余怒未消，居然命令下属用所乘轿的轿杆将这个可怜的太监打得死去活来。
等到她到了同豫轩，才知道已经在那里候驾的皇后隆裕、珍妃、瑾妃都因听说慈禧今天又大发淫威而惊吓得昏厥过去，且“僵而不苏”。
慈禧派人去瀛台告诉光绪，想看看光绪的反映。
光绪早就听说头一天的事了。
对慈禧派来的人说：“死就死了。”并赌气地说即使都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再立后。
光绪的表态很耐人回味，本来是后、妃被吓昏，他却特意提到皇后，所谓不再立后的隐台词就是：即使皇后被吓死，对他也无所谓……虽然一年以后，恢复了珍妃的封号，但是她非常清楚，举步维艰的宫廷生活的开始。
宫廷中的政治斗争不允许弱者犯错，每一次大意都是致命的。
珍妃从小的生活环境没有教会她怎样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生活，没有教会她向强权低头、仰人鼻息的为人，也没有教会她察言观色、进退自如的做人。
她的导师文廷式从小为她灌输的维新思想，而且她已经把这些都刻印在每根神经上，不像她的姐姐仅仅是听听而已。
珍妃的性格及思想倾向，既使她能同光绪情投意合，又造成了她的人生悲剧。
古老、枯朽、闭塞的紫禁城，容不下一个鲜活的、有生气的、有维新意识生命的存在。
珍妃与慈禧更大的冲突——面对中国政局凄风苦雨的不同选择，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戊戌政变
如果不是生活在波谲云诡的清末，如果清朝的气数未尽，如果西方列强没有穿过太平洋……珍妃的得意也好，失宠也罢，都不过是重复大多数后宫妃子拥有过的命运。
我们还不妨假设：若她从此小心做人，且足够幸运，能为光绪带来皇子，说不定能够母以子贵，平安度过一生。
可惜，历史没有给珍妃留下这样的机会，而且珍妃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更为她的凄凉收场早就做了诠释。
据曾在宫中给慈禧当过两年侍从的德龄记载：光绪“聪明好学”，“通晓各类事务”，但慈禧在归政后依旧大权独揽、处处掣肘，根本不给光绪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不仅在重大政事当中光绪要服从慈禧的意旨，即使是自己的家务事，他也未必可以做。
要让皇上摆脱慈禧的控制，比登天还难。
皇帝要真正亲政，还需等待时机。
１８９５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甲午海战中国大败后公车上书，珍妃的老师文廷式还参与组织了“强学会”。
这些维新派认为一个国家“变则存，不变则亡”，事物和真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对的道理，今天不一定还适用；今天对的东西，明天也可能是错的。
“时异久暂”，“是非递改”。
所以，变法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个开明国君的要务。
维新思想给珍妃带来了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她从老师文廷式、丈夫光绪的言谈中听到的一些国家政事，也让她开始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而她的丈夫光绪更在维新党人的鼓动下，燃起了重振朝纲的愿望。
１８９８年，他重用康梁，给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赏加四品衔，令其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并采取“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的办法，在尽量不得罪守旧派的基础上实施革新。
光绪每每在下朝以后，即到珍妃居住的景仁宫欣喜地告诉珍妃，慈禧是支持变法的。
自己关于改革的章疏，上阅后送给慈禧披阅，都得到了默许，有的上谕，甚至是以慈禧的名义颁发到各省。
甚至很多改革措施，是在慈禧的帮助下推行的。
比如维新派提出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朝中重臣屡有争议，最后军机大臣要求光绪请示慈禧，慈禧明确表示同意，八股取士的制度才正式得以废除。
珍妃猜想心高气傲的慈禧也未必希望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
而且名义上已经还政于帝，只要不触及自己的根本利益，慈禧对变革，不会加以阻拦。
珍妃在情感上是同情维新党人的，也是支持光绪变法的，而且由于慈禧在戊戌变法之始的开明态度，让珍妃不再顾忌自己的言行，“日夜怂恿，上为所动”。
她常通过志（至锐的弟弟）把宫中的一些机密消息告诉维新党人。
但是珍妃多年来和慈禧生活在一起，她并没有自己丈夫这样乐观，因为通过过去的种种风波，她已经非常了解慈禧的脾气。
对于慈禧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权力，如果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个强悍的女人会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慈禧对革新的开明程度并不是像光绪所认为的那样，她对光绪是存有戒心的。
细心的珍妃还记得，在公车上书后不久，慈禧就将自己的老师文廷式赶出了北京。
而戊戌变法一开始，慈禧就逼着光绪将自己的老师翁同“开缺回籍”。
翁同在甲午海战当中是主战的，在《马关条约》当中是反对割台的，他教育了光绪二十多年，不但是光绪最尊敬的老师，也是光绪最信任的朋友，文廷式、康有为等人都是他推荐的。
珍妃推测，慈禧此举无非是希望削弱光绪的势力，将来如果变法超过了预想，一切还都能在太后的控制之中。
但是如果变法失败，迎接光绪和自己的，恐怕是比被贬斥的文廷式、翁同更悲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