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说：“所以呀，现代戏也是分两种：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我们去年三块样板没有打好，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说到这里时，她的眼圈红了，张春桥也低下头来。江青继续说：“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原因恐怕是：第一劲头用得不对；第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第三是缺少点牛劲。同志们都知道，我多年来给毛主席当秘书，已经不搞戏剧了，成了外行。但我虽是外行，还是有点牛劲，我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捍卫毛泽东思想。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我放不下心。你们看过《丽人行》这出戏吧？那是田汉的话剧代表作呀！好不好呢？”
“这个剧中被当作英雄的主人公章玉良，在监狱里被默许不再发表反对日本的言论而无条件地恢复了自由。出狱后，他过着和平的书斋生活，靠编写文艺理论和作品过日子。这和瞿秋白在监狱里写的《多余的话》中所说自己的活动是‘历史的错误’何其相似！”张春桥说，“剧中所描写的地下工作者周凡本来是一个叛徒，可是田汉却把他当作了英雄。所谓的丽人梁若英和金妹，实际上也都是一些出卖自己的可怜虫。这个戏写作于一九四四年，后来列入了一九五七年的五四优秀剧目。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后，它跟什么《李秀成之死》、《四郎探母》、《桃花扇》等一样，都是为叛徒树碑立传的。”
江青说：“关于《红灯记》，中国京剧院的同志可能已经和你们谈过了。我再从我的角度，谈谈《红灯记》。有人说我用斧头砍了你们的戏，其实，我对《智取威虎山》是感兴趣的。小说《林海雪原》中把剑波写成了神，神，世界上是没有的。写成了人，是一个大的‘人’，抽象的人。杨子荣写得是好的，但是也抹了灰。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是想把革命英雄人物写好的。”
张春桥说：“柯庆施同志就说过，让我们坚决地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事。”
江青马上说：“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我看了你们两个戏，就认为你们不应该自卑。真正的群众是欢迎革命现代戏的。他们在看现代戏的时候，没有中途走掉的。看老戏，群众有的中途就跑了。《红色风暴》这个老戏说写得并不十分好，可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演到烈士就义，群众坐着不动。当时座是满的，京剧院长说上座不好，也可能是包场。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家站起来。这就说明群众，但是不是那个三千万，是欢迎现代戏的。可是有的现代戏为什么不行，唱得不够，打得不够。原来老的一套太多，鱼目混珠。自那以后，我说肯定革命现代戏是能搞好的。因此我呼吁会演，到处奔走。去年打了一个仗，证实了我的看法。和《红灯记》比较，我们走点弯路。走了点弯路，就拉回来，不要紧。”
张春桥说：“其他的戏剧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红灯记》是写气节的，题材不同，艺术处理上也就不同。”江青说，“《智取威虎山》是能搞好的，要有牛劲，要有信心。要磨，要经得起磨，譬如《沙家浜》芦荡一场的唱，就磨了很久。要不要把《智取威虎山》这块样板打出来？要打出来，我是有信心的，只要我体力够。”
“我们坚决支持江青同志把这个戏搞成样板。”
江青激动地说：“《海港早晨》是个好戏，但是，后来搞成了中间人物转变的戏，走了大弯路。问题是如何突出正面人物。京剧要突出反面人物是很容易，因为原来演的都是反面人物。《红灯记》所努力的，就是突出三个正面人物，把原来叛徒的戏砍掉了一些。《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去年看过蛮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反面人物的戏更多了，更强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长，音乐气氛很强，正面人物反而没有，杨子荣有几次亮相呢？这可能是个创作方法问题。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张春桥说：“《智取威虎山》的背景大家不大清楚，实际上搞清楚了后，大家的积极性会更高。”
江青说：“为了提高思想性，就是要把当时全国的形势搞清楚。一九四六年，全国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不仅仅是东北。敌人有美式装备。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和日本勾结起来，不许我们受降。但是，真正强的是我们。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们为什么能以少胜多呢？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我们有人民，有英明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这个戏的主题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
这时，张春桥对江青说：“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文章，都是对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但是，中宣部和文化部都命令扣压，指示各报刊不准刊登和发表。”
起初江青不以为然，等张春桥第二次提到此事后，才引起她重视，问道：“你手头有他们的文章吗？”
张春桥说：“我这里有一篇尹达同志写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我认为虽然有点片面性，但是文章的中心是要革命的，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陆定一和彭真都反对这篇文章，已经压了整整一年多了。”
“你给我找来这篇文章，我要仔细地研究研究。”江青从张春桥手里拿走了那篇文章，然后用两天的时间进行了研究。
这篇文章写道：“我们一向珍视祖国的史学遗产，我们说必须经过批判，吸取其中的精华。你要批判吗？他就说你是‘虚无主义’，抹煞遗产；你要继承吗？他就自居遗产，‘继承我就是继承遗产’。这些史学家，就反对批判，企图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偷运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来。这些史学家的灵魂深处，还是充满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思想。虔诚地向孔夫子偶像行礼的人，难道不就是典型的例证吗？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任何人都不得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当然，在史学界任何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历史问题的新见解、旧观点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在这种理论的自由争论中必然涉及到某些人，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可是，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本着旧学术界的传统习惯，疑神疑鬼，恶意揣测，某某人在打击某某人，某某派在进攻某某派，以旧社会勾心斗角的宗派情绪，歪曲学术上某些原则性的是非之争，并且散布流言蜚语，企图把严肃的科学问题，转化为庸俗的人事纠纷。他们利用某些史学工作者在政策的理解上或历史理论观点上的某些分歧，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纵横扒开，上下跳，拥护某某，反对某某，硬把旧学术界的卑劣手法，塞进今天的史学界。难道他们不是利用这种手段，打击左派，企图瓦解我们革命的史学队伍吗？
“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企图垄断史学论坛。他们懵懵然，昏昏然，自封权威，君临于史学界。他们在宗派情绪支配下，形成‘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学阀作风。他们的矛头特别指向青年史学工作者，冷嘲热讽，肆意谩骂，说青年‘幼稚’、‘无知’、‘空洞’，是破坏他们‘伟大建树’的‘爆破手’。企图用这样的手法，把革命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打下去。另一方面，对于少数亦步亦趋跟着他们走的青年，却认为是天才，是希望所在，大肆吹嘘，赞不绝口，培养起他们的接班人来了……”
江青看到这里，马上引起了兴趣。她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毛泽东，说：“尹达的这篇文章，本来是很好地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的束西，但是中宣部却扣压，他们总是不择手段地压制和打击小人物的东西，为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开道。这个问题迟早应该解决。否则，史学界就不能革命，就不会有生动活泼的景象。如果继续容忍他们死气沉沉地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毛泽东早就听到了一些风声，就把这篇文章进行了阅读：
尹达的文章里写道：“我们提倡‘以论带史’。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对于大量史实给以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实史’、‘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以论带史’歪曲为‘以论代史’，并且大加攻击。他们把理论同史实对立起来，以‘尊重史实’为名，行其‘史料即史学’之实。他们片面夸大‘考据’的作用，企图以考据学抵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要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科学的指导吗？”
毛泽东看到这里，用红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个很重的记号。然后，继续往下看：
“高度革命性与高度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特征。而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革命性和科学性割裂开来，自居于‘科学性’，自外于‘革命性’。说什么现在‘只有革命性，而无科学性’，‘要末，就要科学性；要末，就要革命性’。试问，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还有什么科学性的史学呢？难道这不是抗拒马克思主义吗？
“我们说，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研究社会的历史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具体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某些史学家却认为‘阶级分析并不是万应膏’，‘研究原始社会就不需要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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