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就不需要阶级分析’，企图否定阶级分析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试问，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能够用所谓超阶级的观点吗？世世代代的史书都在诬蔑劳动人民，这不是剥削阶级的阶级观点吗？试问，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怎么能够了解原始社会从没有阶级到阶级发生的真实过程呢？
“一位史学家曾这样讽刺一部中国历史的稿子：‘见农民就捧，见地主就打’，把这说成是两大罪状。这样的话竟会出在一位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口！我们要向：你们是否主张‘见农民就打，见地主就捧’呢？”
毛泽东看到这里，把划出来的地方指给江青看，说：“这些观点和批判，都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这样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你可以质问一下陆定一，看他怎样解释？”
这篇文章经毛泽东之手送到陈伯达手里的时候，他对其中的这段话深思了很久：
“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为纠正‘不良学风’而战，为反对‘非历史主义’而战。于是，一系列的座谈会、报告会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史学理论家的文章就出笼了。他们极力美化帝王将相，他们认为对帝王将相只能歌颂，不能批判。谁要批判，就是‘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历史上的农民，竟成了他们诬蔑的对象。一说农民落后，只想发财致富，只想做皇帝；二说农民起义没有自己的思想，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封建制度；三说农民粗暴，杀人太多，往往造成瘟疫，造成社会的分裂局面。总之，帝王将相成了历史的‘光明面’，而农民却成了历史的‘黑暗面’。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主义’。”
他问道：“尹达的这段话究竟是指谁呢？不点名就容易引起大的麻烦，很多会对号入座的。我看最好还是点名批判。”
毛泽东说：“点名不点名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我就是紧紧抓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放，到现在才抓出了点名堂。许多问题揭不开他们的盖子，如批判田汉、夏衍、齐燕铭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没有大的收获。直到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成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等等后，形势出现了转机。不把学术领域里的盖子揭开，政治上的路线是非也就很难分清。你要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不要还是像过去那样总是企图脚踏两只船，路线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嘛！”
陈伯达说：“我当然是要站在主席这一边的，其他人的话我是从来不那么相信的。”
“那好，我就是要看你的行动的。”毛泽东用这句话结束了和他的谈话。
第二十一章 东山再起
＇毛泽东说：“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要引蛇出洞……”＇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一发表，神秘的江青突然地在上海露面了。
她将曹荻秋、张春桥等几个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叫到她下榻的丁香花园住地，细声慢语地说：“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捅下了马蜂窝。你们知道吗？北京现在炸开了锅。彭真坐不住了，还有那几个老爷们也都坐不住了，看来我们确实打在了他们的疼处。姚文元同志，主席关注他已经好久了，快十年了。你们还记得吧？早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的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到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时，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也就是说，早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的主席已经对姚文元作过高度的评价。这一次，他再次放了重要的一炮。这一炮的炮手是谁？我在这里悄悄地告诉你们，但是要保密，炮手就是毛主席！”
张春桥说：“在北京的许多朋友和对手都纷纷来信、来电话，要摸姚文元的背景。”
“告诉他们，没有背景。不管他们打听谁，都不要透露半点！”
这时曹荻秋也深深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知道毛泽东在文章发表之前曾三次审阅了这篇文章，并征询过他的意见。那天，毛泽东的神色经常激动，对他说：“在北京我快成了光杆司令了，说话没人听，毫无办法，只好借助贵方的风水宝地复辟了。”开头，曹荻秋以为毛泽东是在讲笑话，现在他却意识到这的确是场含义很深的政治斗争。因为毛泽东再三交代：“我在上海的活动，对外绝对保密，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泄露给北京。”江青俨然是这里的主帅。她说：“我看围绕《海瑞罢官》而展开的讨论，就由张春桥同志全面负责。要注意引蛇出洞，把隐藏很深的坏人钓出来，把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这样才能分清阵线，看清每个人的庐山真面目。来自各方面攻击姚文元同志的言论，都要一一记录在案，将来再说，总要清账的。”
“不过，大鱼未必好钓呀！”张春桥说，“躲在幕后的像是一些老奸巨猾的政治油子，他们不肯轻易上钩的。再说上面的动态也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人都是看上面的风向而行事的。没有上面的暗示，谁也不会公开造次。”
江青微微一笑，笑得非常恰当：“这篇文章没有惊动北京，就是要着看上面的风向。主席说过了：要把这篇文章作为温度计和试风标，迫使一些人亮相。我们可以诱敌深入有步骤地展开讨论，故意先发表一些反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造成一种争鸣的样子，那伙对党怀有仇恨的人就非跳不可。不跳是不可能的，他们为他们的反动本性所决定，是一定会同我们较量的。等他们跳出来后，再‘围而不歼’，让他们自相矛盾，让他们暴露自身的弱点，然后再有准备、有计划地歼灭他们。”
“好！好极了！”张春桥差点拍着大腿叫起来。“江青同志不但在文艺上内行，搞政治也很内行。当初江青跟着主席打仗，学会了不少主席的军事思想。”
所有这些，在北京的中央核心人物毫无所知。但是，康生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打了个怔，他对曹轶欧脱口而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的时间，和中央发出通知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调到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时间正好同天。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关系？主席这个人是最喜欢搞一些政治游戏的，我得好好想一想。我曾经对江青同志谈过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写出了批判文章。看来主席是要有行动了。”康生把姚文元的文章连续看了两遍，才决定给江青打电话。“姚文元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呀！”康生主动地说，“我早就觉得吴晗一九六一年炮制出这个戏是有问题的。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自不量力的人物，总是想自比海瑞，其实海瑞并不是一个好的角色。充其量是一个伪君子罢了。但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没有把这些事情都写透。他对明史不是太熟悉的。”
江青说：“这只是头一炮，还要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再说。”
这下，康生摸住关键了，他对曹轶欧说：“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同志抓的，她现在不会亮相，她要看看风声再说。我们要沉得住气，恐怕这次又要有一场大的较量呢。”这话让他说准了。彭真看完这篇文章后，认为是对北京市委的突然袭击。他说：“我倒要看看搞这个名堂的人究竟怎样收场，我就不相信广大的学术工作者会同意这样霸道的文章，我们要用事实和群众的舆论来回击这种袭击。”他对陆定一说：“你也听听多数同志的意见，对上海某些人不要客气，我看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把柄，只要北京的行动保持统一，他们的计划就得落空。”
“姚文元的文章可能是有后台的，不可低估。”陆定一说。
彭真不以为然地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吴晗同志就没有后台了吗？难说吧！”
于是，彭真和中宣部连续开了几个座谈会，征询学术界和文化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
彭真说：“姚文元要在政治上置吴晗死地，能否成功？给一个人定罪难道就是一篇文章能够办到的吗？如果这样的风气一开，我们的组织机构还要不要？大家可以展开讨论。我听说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历史反革命，起码是叛徒，不知道你们清楚不清楚？姚文元到处发动战争，在学术领域出了不少的风头，这次还想捞一把，我要让他什么也捞不到。”
经过这番引导，参加讨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反对姚文元的观点。彭真深深地感觉到，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恰恰抬高了吴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吴晗比以前更吃香了，仿佛成为一个英雄。
元史专家瓮独健教授说：“姚文元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置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开了头，请问谁还敢再写剧本？新编历史剧本来就少得可怜，如果再这样批判，历史领域里就成为一个禁区了。动不动就用阶级斗争的框框乱套，非把问题搞复杂不可。”
周谷城早就领教过姚文元的棍子，这时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姚文元惯于陷人于罪，天理难容！我十分怀疑，姚文元到处批判别人，为什么别人就不能批判批判他？现在是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