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 第82部分

　

毛泽东看到这里，微微笑道：“这个彭真，果然是厉害！他要把北京变成彭家的天下，是不是？你陈伯达斗不过他吧？”

　

陈伯达说：“我可是斗不过人家！戚本禹同志曾经批评了刘仁的一次讲话，说刘仁的态度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群众采取打击，包庇走资派’，触及了彭真、刘仁、赵凡等人，他们马上写了一个包庇刘仁、攻击戚本禹同志的报告，上报中央。彭真在口头上向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时，极力为刘仁开脱责任，说戚本禹‘骄傲自满，乱打旗号’。刘少奇包庇刘仁过了关。在刘少奇的默认下，彭真、刘仁利用《四清简报》围攻戚本禹同志，说‘戚本禹在四清工作中机械地套用整走资派的框框，专整一些好干部，他听的都是一些落后社员和四不清社员的意见’等等，千方百计打击在大队搞四清的关锋和戚本禹同志。”

　

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应该好好地调查一下，拿出证据来。”

　

陈伯达说：“一九六四年二月，刘少奇和彭真、刘仁一起，制造了一起关于北京友谊公司特艺前门门市部干部王景瑞同志的案件。王景瑞同志曾经给中央写信，揭发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但信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手里，田家英把信批转北京市委，并批示说：‘对此人造谣应予追究’。北京市委彭真、刘仁立即把王景瑞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疯子’，撤了王景瑞同志的职，把王景瑞关进精神病医院。王景瑞同志在医院以绝食抗议对他的政治迫害，竟被按在床上，用鼻饲的方法灌他吃东西，用打催眠的方法使他昏死过去，对他实行种种法西斯暴行……！”毛泽东说：“这件事也要查一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情况属实，田家英也要查办。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允许群众批评？怎么能把给领导包括中央领导同志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我对这些事情历来反感．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定是反革命嘛！”

　

江青给毛泽东读一份材料：“一九六四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中组部的同志向安子文汇报说：‘党中央已经批评了乱整社员的做法。’安子文立即发火问：‘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人很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能代表中央！其他人谁也代表不了中央！’”毛泽东一听也火了：“这个安子文也是太猖狂了！难道说他心目中的中央就是刘、邓这些人？那好，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我这个中央！”

　

陈伯达继续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安子文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的暗示下，曾经提名彭真同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杨尚昆担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要把这些人直接提到最高级别的职务上来……”

　

毛泽东说：“是的，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给他们否定了！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我还是要严格地把关的，如果不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陈伯达说：“一九六四年十月，刘少奇叫彭真告诉林枫，在党校把给亚、非、拉美学生教课的任务担负起来，计划利用讲台向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干部进行我们国家的教育，实际上是要树他们个人威信……”。

　

毛泽东点点头：“是我反对的。对来到我们国家避难的革命者，或者是取经的同志，凡是外国人，都不要强迫他们学习中国的经验，只要求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样才能够真正完成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搞大国沙文主义不好，我们不要搞。”说到这里，他转身问道：“我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后，北京有什么反映啊？”

　

江青说：“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一九六五年初《二十三条》下达后，彭真连续作了几个关于《二十三条）的报告，都是事先与刘少奇同志商量好的。彭真说：‘《二十三条》只是一个纪要，里面的一些东西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要到处死搬硬套。有人把这个文件和“桃园经验”对立起来，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刘少奇称赞彭真在通县作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既不伤元气，又向各种人说了话。’邓小平也称赞通县的四清是‘通县的经验很好，搞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准备批发全国，材料已送刘少奇’。于是到处都是宣传彭真的报告简报。看来，人家已经完全搞到一起去了。”

　

陈伯达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报告，攻击《二十三条》的理论概括性不强，说：‘什么是走资派，定义很模糊，是个到处可以乱戴的帽子。还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好。《二十三条）下达后，在干部队伍里造成一定的恐怖心理。实际上是给我们的干部套上了紧箍咒，谁要不老实，就可能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今后这个帽子绝对不能乱用。’报告结束后，彭真到中南海，刘少奇马上叫彭真抓城乡四清运动的全盘工作，中央办公厅的四清文件都让彭真看。”

　

毛泽东立即警惕起来，他间道：“彭真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陈伯达继续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到三月，彭真专门找四清工作队班、组长以上干部谈话，收集阴暗面。弄了许多谈话会议记录和报告，全盘送给刘少奇作为攻击中央和伟大的四清运动的子弹。这些材料他们始终没有拿出来，不知道是要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江青说：“康老也给我讲过，一九六五年三月，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召开书记处的会议上，借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肆无忌惮地大发牢骚，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和改革，邓小平说：‘现在有不少人不敢写文章了，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基本上好的也不让演。’彭真说：‘学术批判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片面性，弄得大家不敢写文章了。’邓小平还污蔑左派说：‘有些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这次会议为彭真炮制《二月提纲》定了调子，许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他们共同研究决定的。”毛泽东说：“好吧，这些问题就让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吧！”

　

毛泽东回到房间里时，怎么也睡不下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思路又想到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十月二十八日回答记者提问的几段话上了……

　

当时，记者在向他提问：“据说你认为，共产党在将来花在他们人民的福利方面的时间也许要比花在国际革命方面的要多。你能够就这个问题再稍微阐明一下你所指的是什么吗？

　

杜勒斯坦率地说：“我已经多次表明这种看法：长远的前景或者说是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领袖们目前的政策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我并不认为他们现在的制度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我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将来会发生革命，发生变化，最后出现这样一个政府，它将更关心它自己人民的福利而不是那么热衷于剥削这些人民，以便在国外取得更多的战利品。这种演变，在某种微小的程度上，已经在发生了。今天的苏联，对于人民的福利已经比斯大林时代也许关心一些了。个人安全多一些了，思想自由稍微多一些了，我想，对于人民的福利已经比较注意一些了。”

　

记者又问：“你以前说过共产主义会自行崩溃……”

　

杜勒斯回答：“我说的这些，正是它将要崩溃的道路。它所以要崩溃是由于，到最后人民不会愿意仅仅为了让人家在国外得到战利品而被剥削、被压榨。政府将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它自己以满足它自己人民的要求。”

　

记者进一步问道：“你是否看的到或者预见到共产党中国也有任何这样的演变吗？”

　

杜勒斯肯定地回答：“当然。”

　

记者马上追问：“你这话是说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吗？”

　

杜勒斯显然想保留一下他的预见，但是他还是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我很难说出具体的时间，但是我要说，几十年的可能性大于几百年。我要说，从几百年来说那是绝对肯定的。而演变，大概是几十年的事情。”

　

毛泽东最初看到这个报道时，所受到的震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多次说过：“我们一定要使杜勒斯的预言变成痴人说梦！”

　

但是苏联出现的现实已经使他再也不能忽视杜勒斯的预言了，也就是说，苏联已经证实了他的远见。而中国呢，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使他对自己不断地提出了警告。

　

一九六四年五月底，毛泽东在审读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名义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特意写上了这样一段话：“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现在，这样的接班人究竟要考虑谁呢？毛泽东反复地考虑这些问题了。

　


第二十九章　好梦难圆

　

＇彭真送给毛泽东的七份材料，达到了相反的效果。毛泽东对江青说：“看来彭真是在给自己寻找掘墓人呢！既然彭真想先跳，那就让他跳够。跳总比缩着脖子要好些。”＇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彭真把许立群一月间报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七份材料转报给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已经掌握了这批材料的内容。他断定这是彭真先把材料扩散给政治局以后，再对自己的突然袭击，是个小小的阴谋诡计。他把这些材料一一地翻了一遍。七个材料分别是：一、北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