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野史- 第218部分

及至元帝即位，其始信任儒生。每遇会议政事，萧望之等多主张采用古制，不依法令；弘恭、石显但知援引成例，与望之等议论不合。元帝往往听从望之议，史高知弘恭、石显所议不用，必然怨恨望之，遂与二人深相交结，彼此暗通消息，遇事互相援助。望之素知弘恭、石显生性奸邪，便欲趁势将其驱除。一日望之入见元帝奏道“中书为政事根本之地，宜选贤明之人。自武帝时因常在后宫游乐宴饮，任用士人传达政事，觉得不便，所以参用宦官，究竟不是国家旧制，而且违背古代不近刑人之义，应请将中书宦官悉数罢去，改用士人。”元帝见奏，自，以即位未久，不便变更旧制，乃发交群臣会议。于是史高、弘恭、石显闻信，急结合在朝一班党羽，反对此议。　

元帝生性本来优游寡断，又见众意不同，便将此事作罢。由此史高、弘恭、石显深怨望之，乃相聚计议道“可恨萧望之竟想排斥我辈，若不将他除去，安能保全禄位。但他正在得宠之际，又苦无隙可乘，不如先设法将刘更生调为外朝官吏，剪其羽党，然后算计除他。”计议既定，恰好当日宗正缺出，三人便在元帝面前合力保奏刘更生出为宗正。论起宗正官列九卿之一，自比给事中尊贵。但给事中乃是内朝之官，出入宫禁，日在帝旁，预参谋议，地位亲密；宗正系外朝之官，专管宗室事务，反不及给事中之得势。三人既得更生调出，便又算计除去望之，果然不久竟如其愿。　

先是萧望之与周堪屡次向元帝保荐名儒茂材，以备补充谏官之职。时有会稽人郑朋游学长安，意欲谋得一官半职，因见望之秉政，便欲投其门下，希望进用，但苦无人引进。一日忽然想得一计，便向阙下上书。书中告发车骑将军史高，分遣宾客前往各郡国营求贿赂，又备言许、史二家子弟种种罪过。原来郑朋探得萧望之、周堪与许、史不睦，因欲借此迎合。此奏既上，元帝发交周堪阅看。周堪看了一遍，正合其意，便以为郑朋是个好人，奏请元帝令郑朋待诏于金马门。　

郑朋既为待诏，知系周堪所荐。心想望之与周堪志同道合，知我上了此奏，意中自然赞同。我今前往谒见，谅不至被他拒绝。又转念自己冒昧前往，不免被其看轻，不如先致一书，探其意旨，于是写成一书，遣人送到前将军府中。望之得书拆开一看，知是前日告发许、史之人，又见书中措词颇为得体，便命请来相见。来人回报郑朋，郑朋如言到来。望之推诚接待，礼意殷勤。郑朋喜出望外。从此常常对人称述望之如何好处，许、史如何不好，意欲讨好望之，升他官职。在萧望之原也有意提拔郑朋，无如郑朋为人品行不端。过了一时，竟被萧望之查出许多劣迹，心生嫌恶。以后每遇郑朋到来，立即谢绝不与相见。便连周堪也知郑朋是个小人，深悔从前不该将他保荐。　

郑朋虽被望之拒绝，心中尚希望周堪替他引进，谁知一日忽闻说大司农史李宫拜为黄门郎。事后查知乃系周堪保奏，郑朋不觉大怒。原来李宫与郑朋同为待诏，今周堪独荐李宫，不荐郑朋。郑朋自知无望，因此怒从心起，便想投入许、史门下，报此仇恨。未知郑朋如何算计，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八回　许史争权进宵小　恭显定计陷忠良　



话说郑朋因被萧望之、周堪谢绝不理，不怪自己品行不端，反怪二人无情。因独自计议道“我枉费一番精神，替他二人出力，原希望得些好处，谁知并不讨好，追悔当初不该投入二人门下，眼看得绝无希望，不如从速变计。惟是变计也有难处，屈指在朝权贵除却萧、周二人，便要算到许、史，此外更无他人。但我前曾诣阙上书，并屡次当众诉说许、史种种罪恶，弄得尽人皆知。如今忽然改换面目，转求亲附，不特许、史怀恨不纳，即我自身亦觉不便，此事如何是好？”郑朋沉思良久，忽得一计，不禁知案叫道“须是如此如此，既可借掩前事，又可借此出气。”于是郑朋暗中寻访许、史两家用事之人，与之深相交结，寻便托其引进，果被许、史收纳。　
读者试想，许、史两家既被郑朋指斥，自然将他当作仇人，何以反肯收留门下？原来郑朋初见许、史之时，许史也曾问起何故上书告他。郑朋便将此事一起推在周堪、刘更生二人身上，因说道“我是关东之人，初次来到长安，何曾知得朝中大臣许多事故，皆由周堪、刘更生教我，我一时未及细察，便依他言语诣阙上书。后来细查实情，方知被人愚弄，悔已无及，故特亲来谢罪，如蒙收录，情愿竭力报答，以赎前愆。”许史二家听了郑朋一片花言巧语，也就深信不疑。因许替他荐引，遂有待中许章入见元帝，力荐郑朋。元帝即命召见。郑朋既见元帝，得意洋洋。便在外扬言道“我得见主上，面奏前将军萧望之小过五，大罪一，当日并有中书令在旁亲闻我言。”遂有人将郑朋言语报知萧望之。　

萧望之闻说郑朋在帝前进谗，心中尚未深信，因郑朋有中书令在旁亲闻之语，便来寻弘恭、石显，问以郑朋见帝是否有此言语。弘恭、石显只得据实对答。萧望之既去之后，弘恭便与石显商议道“望之闻知有人告他，必向主上辩明，主上若将此案发交我二人查办，我辈便可从中设法构成罪名，将他除去。但是此案已经郑朋扬言，我辈在旁闻知，主上或疑我辈与之有关，另交他人查办，不由我辈主持，便难如愿。为今之计，应趁望之未及辩明之先，再兴一狱，使之迅雷不及掩耳，或可得手。”二人商议已定，又恐郑朋一人言语尚难取信，因又想出一人乃是待诏华龙。于是密唤郑朋、华龙二人到来，嘱咐一过，二人奉命自去办事。　

说起华龙当日在宣帝时，因有文才，被召与刘更生、张子侨等一同待诏金马门。他人皆得升官，独有华龙为人卑鄙龌龊，所以一向沉滞。华龙也想倚傍周堪，寻人替他介绍。无如周堪久知华龙声名狼籍，一径谢绝不纳。华龙寻思无法，恰遇郑朋与之同官，又正在不得意之时，彼此遂结为密友。至是二人奉了弘恭、石显之命，知是机会到来，趁此可望升进，心中十分高兴，连忙写成一书。书中说是萧望之与周堪、刘更生秘密计议，意欲罢免车骑将军史高，离间许史诸人。书既写成，便等到萧望之出外休沐之日，诣阙奏闻。元帝得书果然发交弘恭、石显，令向望之查问有无此事。弘恭、石显奉命查问望之，望之便直对道“在朝外戚，往往骄奢淫佚，臣谋除之，原欲匡正国家，并非怀有私意。”弘恭、石显见望之直认不讳，正坠其计，也不与多言，一直回报元帝，备述望之言语。因劾奏道“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为朋党，互相称举，屡次谗诉大臣，毁离亲戚，意欲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即召致廷尉。”原来元帝即位未久，并不知召致廷尉，即是下狱，却以为不过是召交廷尉处诘责，逐即依议而行。于是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等竟被冤枉下狱，时元初二年春正月也。　

过了数日，元帝忽记周堪、刘向多日未见，尚怪他何故不朝。便命往召二人，左右奏说二人已皆下狱。元帝听说不觉大惊，急问其故。弘恭、石显便答是系经奏准施行。元帝道“汝等当日但请召致廷尉，岂不是单交廷尉诘问，又未曾说出下狱，何以竟将他送入狱中？”弘恭、石显听了连忙俯伏在地，免冠叩头谢过，也不争辩一语。元帝见二人赔个小心，便又不忍责备，但说道“放他三人出狱，照旧视事。”弘恭、石显只得奉命唯唯退出。弘恭、石显退至外廷，秘密议道“我等用尽心机，设下计策，方得将此辈下入狱中。今主上下令放出，仍复旧职，我等前功尽弃，而且此辈既出，心中怀恨，必然算计报复，难保将来不反受其祸。但我等刚受主上诘责，未敢上言谏阻，须请车骑将军入见主上，如此如此，进说一番，或可望主上依允。”二人计议已定，遂遣人往请史高到来，附耳说了一遍。史高立即入见元帝说道“陛下即位未久，未有德化闻于天下，便先将师傅及九卿大夫下狱考验，今又无故将其放出，使之照前供职，赏罚不定，未免惹人议论。臣意不如趁此将诸人免官，也可遮掩过失。”元帝听说，心想史高所言果然不错，遂下诏将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免为庶人，擢郑朋为黄门郎。弘恭、石显、史高见其计得行，心中自然欢喜。　

读者试想，元帝身为太子十余年，对于国政平日也应留意，乃竟不知召致廷尉，便是下狱，已算昏愦糊涂。及至发觉之后，明知做事过误，被人捉弄，急应赦出三人，并将弘恭、石显等治罪，也可补过。谁知反听史高之言，免了三人官职，但图遮掩己过，做事颠倒，更属可笑。总之元帝生性暗弱，做事游移，毫无主见，容易受人蒙惑。此次将萧望之等免官，原非出自本意，不过临事寡断，便为他人言语所动，心中明知三人之贤，事后也就追悔。事有凑巧，萧望之等三人既已免官，是年三月地忽大震，到了夏日太史又奏有客星见于昂宿与卷舌之间。元帝见地震星变，心中恐惧。加以自即位以来，关东连年遇灾，人民穷困，流亡入关，于是上书言事之人多说是大臣不职所致，因此元帝每当朝会时引见丞相及御史大夫屡加责备。此时于定国为丞相，陈万年为御史大夫，被责恐惧，便想告退。元帝见公卿多不称职，因想起萧望之等三人。是年冬十月先下诏称美萧望之，说他传相有功，封为关内侯食邑六百户，拜为给事中，每遇朔望入朝，位列将军之下，又召周堪、刘更生意欲拜为谏大夫。弘恭、石显见三人又复起用，恐其得势，与己为难，遂与史高密议，力劝元帝但拜二人为中郎。　

元帝既再用萧望之，甚加器重，意欲使为丞相，弘恭、石显及许史等见此情形无不侧目。刘更生心知诸人怨恨望之，必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