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你既然是自贡的记者，那你录音干什么？”他说：“这是一篇很好的稿件，你们吵得很精彩，是那位小姐让我录的。”
这时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出窍，我看见那灵魂扑上去双手狠狠地拧了那位男记者的脸，他的脸立即开了花，鲜血像打破了颜料瓶一样向四处溅落。
可是我的内体没有与我的灵魂同步。愣了几秒钟之后我做了这一生当中从未干过的行为：我冲过去抢下他的录音机，拿出录音带，把录音机扔给他，扭头跑出园去。
我到现在眼前还浮动着那位自贡记者一边对香港记者献媚一边用录音机录下我们愤怒的语言时那副幸灾乐祸的嘴脸……
虽然我有官司在身，虽然我是即将在押的“偷税犯”，但我是中国人。我们国家不能没有尊严。我不能没有人的尊严。
国家是我妈。她打我可以，你打她就不行。她打我打得再狠，我最多发几句牢骚或是东躲西藏，你要打她我就会跳起来打你，打你个狗血喷头，体无完肤。
可是我的拳拳赤子之心没有得到谅解。“打观众”事件和“与记者吵架”事件成了当年最轰动的恶性事件。“打观众”激起了民众的公愤，“与记者吵架”使几乎所有记者与我为敌。
那位自贡男记者写了很多稿件给一些报社、杂志社发表，挣了不少稿费，也出了名，闹了个名利双收。而我呢，由于全国一些大报小报不明真相一齐转载这位记者的文章，再加上我又是全国的大“偷税犯”，又是正在离婚的“生活道德败坏者”，我成了反面教材。
我不想说话，我只是又像上次“打观众”以后为自己没有整痛他让他记住而懊悔不已，我总是对不起那参天大浪的舆论，行为与它不配套。我做事总是不到家，跟不上社会反响的步伐。我们的香港导演李翰祥劝我说：”你不要和记者对着干。这样对你没有好处。”我说：“那不是大陆记者，是你们香港记者。”李翰祥说：“她不是香港记者，我没有听说过她。香港就没有发消息嘛。”
果然，香港没有任何消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打听到那位女士是谁。
我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在青岛，我的偷税抗税案已被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的理由退回税务局，税务局一直没有声音。蒋律师多次与他们联系，答复是要我再去青岛税务局当面申报；
在四川，我告记者侵犯名誉权一案已拉开序幕，法院已正式开庭审理；
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离婚案经过持久战拉锯战，终于判决我与陈国军离婚，可是由于财产分配陈国军提出异议，又重新立案二审开始……
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景，看不到柳暗花明的可能。层峦叠嶂的黑雾弥漫在我的周围。
我的出国手续已经加紧进行。由于我有那么多的官司又被卡在上级主管部门那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官司未了的中国人不允许离开中国。不允许也就不允许，反正我还没有下决心。我仍然在等待、在期望，我在等待在期望那也许永不会有的清清白白的未来。
我终于又属于了自己，但我没有钱
这一年，我和姜文又一起上了一部影片《大太监李莲英》。“息影声明”的纸温未凉，我的新片就开拍了。
我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记得几年前曾问过在海外事业辉煌硕果累累的商界朋友，什么是他成功的秘诀？他想了一会儿回答我说：“生命第一，信誉第二。”我觉得这句话是金玉良言。
假如说我这一生有过那么为数少而又小的一两回失信，那么这次重返影坛应该是最严重的一次。
为什么失信？为钱。又是为钱。真讨厌。自“打观众”“与记者吵架”以后，各方面的呼声越来越走向反面，处在历年来的最低点。从此我再也没有走过穴。我也再不能走穴了。我一边打人一边吵架一边吃苦受累挣来的血汗钱在上税之后全数寄给了父母，寄款单上不敢写我的名字，免得又惹人调查。这以后我又囊中羞涩了。青岛、四川、北京的官司还在打，各项开销仍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地如秋水流去，陈国军已完全进入了财产诉讼的角色，他认定我有六百万元美金的财产，发誓要分得至少一半三百万美金包括蛇口的半幢房屋。
他曾经有一次抢我到他住的地方要我答应好给他多少钱才放我离开。我说我没有钱，真的没有钱，实在要钱只有给你一张欠条，离婚后我终生辛勤劳作来还你的钱。
他四处托人要我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了，他开着录音机问我财产的事，套出我的答复，录下我的对话，交到法院，磁带有整整五盒。
他收集所有杂志上我的封面和插页的照片，提供给法院，请承办人注意我身上和手上那些他不知道是假的以为是真的贵重首饰。
他要求法院去调查蛇口我那幢历尽千辛万苦，至今还欠债累累并且是用别人的名字购买还没有转给我的房产。
他还……
他还……
罗曼蒂克、欲仙欲死的爱情业已逝去。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实际阶段已经到来。
我终于卸下心灵上沉重的十字架。除了听说陈国军的父亲在他母亲死后第二年又去世，对老人的缅怀当中多多少少有些微的歉疚以外，我和陈国军之间的一切全都平衡了。虽然仍然在官司当中，尽管婚姻还是存续，可是我的心不再痛了。我的情感不再参与这场纷争，我的躯壳本来就没有知觉。
在我们离婚案的审理当中，当事人双方参与出了一次法庭。为了避免我们再不可开交，法庭规定开庭时陈国军先到，我后到，审理结束后我先走陈国军后走。
像在电影里看到的法庭差不多，审判长坐在当中，我和我的律师还有陈国军和他的律师分别坐在两边。准确地说，那一天才是我和陈国军第一次双方情愿、平和地见面。我们交战的双方遥遥相对，形成一种奇特的场面。昔日的恩爱夫妻如今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敌对阵营，此情此景在审判长和陪审员的眼睛里也许是见惯不惊，在我的心中却是犹如打翻了五味瓶。
审判长讲完开场白，双方律师代表我们发言。我和陈国军袖手旁观。我不会忘怀的是当他的律师说我这不好那不好不堪为人妻时，陈国军站起来大声说：“你们错了，刘晓庆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而当我的律师指责陈国军对我行为暴烈构成精神虐待不能作丈夫后，法官问我的意见时，我小声辩解：“你们不知道，陈国军其实是最体贴人、最无微不至的模范丈夫。”
可是我们还是要离婚。生活，真是一团麻呵。许多事情决不可能像剪子剪乱麻一样一刀两断，从此再无瓜葛，离婚使我仿佛是死了一次。
这年春节，妹妹晓红从法国回来探亲，先到北京见我，然后我们一同去深圳蛇口。想到一家人久别终于重逢，心里说不出的欣慰。
我们不停地窃窃私语，晓红告诉我她在法国的经历，我给她讲述她走后发生的一切，包括细细地讲了陈国军。我们从住处讲到机场，从机场讲到了飞机上。在飞机上晓红终于憋不住去了一趟厕所，在回座位的过道上突然伸出一只手拿着一盒糖果，一个声音在说：“把这个带给丹丹。”
晓红脸无人色地回到我这里，一迭声地问我猜她遇到了谁？我说谁？她说是陈国军。并且惊魂未定地说她算是服了陈国军了，居然能猜到我们在今日回深圳，并且神通广大地买到了票与我们同坐一班飞机！
我们俩再也不能安定，一路上叽叽喳喳像两只惊慌的小燕子说个不停。两个神经绷紧的脑袋一直在紧张地考虑对策。
肯定他也是去蛇口的。万一他过来与我们说话怎么办？万一下飞机后他一直跟着我们怎么办？就孤身两个人又没有人保护我们！
三十六计归为一计：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飞机就跑，跑得了多少算多少！可是我们还有行李！陈国军肯定没有行李。他比我们快。那怎么办？我们又商量好一出机场就把行李票交给来接我们的靖军，我们上车先走。
上什么车？不能坐火车。坐火车又坐到一处。飞机场有直接开往深圳的巴士。陈国军肯定想得到我们会坐巴士直接从广州机场去往蛇口。他一定会跟着我们，我们坐什么他坐什么。
那我们就“打的”！“打的”价格昂贵，直接从广州坐往深圳的很少。而且还快，他追不上。好，就这么决定。
飞机刚停稳，我们就站起来。机上旅客也全都站起来取行李，我们一弯身暂时消失在陈国军的视线之外，不顾一切拚命往前拱，惹得周围一片愤怒的谴责。
跟头扑爬滚下扶梯，坐上了机场内的巴士。在焦急的等待中巴士好不容易微微起动，陈国军的身影一跃就跃进了另一头的车门内！犹如蝎子螫了屁股下了巴士再往机场门口窜，三找两找看见了前来接我们的妹夫靖军。
一猛子扎到靖军跟前，抓过他的手把行李票塞给他：“快！陈国军在后面！你去取行李，我们走了！”慌乱中看见靖军胡乱地点了两下头，我和晓红拎着包一鼓作气往前疾奔。
陈国军大步流星向我们追来。不好意思跑，只有快走，我们前后三人像在举行竞走比赛。灵机一动我拉着晓红走到了长途巴士前面，陈国军先一步跨上了那时间唯一的一辆去深圳的公共汽车。
他肯定知道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也知道我们一定要等靖军的行李，他肯定也看到了靖军。他料事如神。他知道就算是我们不坐巴士坐火车也会比他更晚到蛇口，总之他会比我们早至少是与我们同时进入我的家中。他甚至在车上还向我招了招手。
压抑住内心的紧张，我拉着晓红往回退了几步，假装向着机场的方向退到了他看不到的死角。踮起脚看到他的后背好像是在买票，转身我们俩撒开脚丫子拚命跑。我们跑向那停在车场的出租车，打开车门一人一个跟头翻进了车厢。“去深圳！蛇口！”气喘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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