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自然的么？
为这件事你和尹股长发生了冲突，这真是冤枉。其实尹股长对你是很尊重的，每次召集我们开会时，只要提到你都是称管教股的陈股长。他和你冲突起来真有点突然。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心里本来是句很得体的话，到了嘴边却走了样，人的情绪也随着走了样的话走了样，使本来的谐音变成了噪音。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在生活中，只要是彼此都没有坏心，任何情绪冲突带来的创伤都是容易愈合的。你也这样认为吗？
发言后我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一个有事业心，想认真干点事的人，我的发言可能会起什么副作用。会不会让人得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结论。当然，我是微不足道的，甚至用微不足道也不能说明我的实际价值之微。但我是了解一点自己发言的份量的，不论旁人对我的发言是认可还是否定，但都是会注意的。如果没有年××那件事，我会无条件拥护你召开座谈会的那种方法，最后我的发言实质上却是否定。事后我有总结和反省，也许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我会采取有所不同的态度。同时，我想你的方法是不是也有不妥之处呢？我认为是有的。不知你还记不记得72年在智利发生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激进措施，把一大批原来的支持者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酿成或触发了军事政变，阿连德不仅自己饮弹身亡，智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因此夭折。当时新华社的评论是说明了议会道路走不通，我认为还说明了策略和方法的重要性。
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这不是一个犯人向管教股写的思想汇报，只是一个凭良心办事的人对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凭良心说的话。
祝工作顺利
李乾 83．7．3
我不可能直言不讳，他有强烈的自尊心，并且他在九天之上，我在九地之下，但有的话也不妨说得重一点，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怀疑我的用心，不会给我小鞋穿，并且多少能听进去一点的。我认定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人都是理智的，尽管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但最终理性会占上风。
写完这封信后，我很奇怪为什么自到劳改队后，我思想上所有撞出的火花都是发生在和干警之间，在他们面前有时我还敢错一下位，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这是因为我认定他们有某种程度的理性和宽容，我才敢这样做。不知道陈队长收到这封信后是怎么看、怎么想的。他和尹股长俩人都未再提到过此事。
第三十五章 佛光
自1968年初从恩格斯的著作里了解到一点欧文的主张和实践后，欧文就成了我心中的偶像，他那高尚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直强烈地影响着我，他让我把在“12。5事件”的过程中一直持有的对此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变成一种锥心的痛，使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和人性恶的一面，对照欧文让我对自己的反思一步步往前走。这反思是从浅表开始的，最初只是认为自己的方法不对。这好像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认识，从公安机关到法院，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说过：只要没把人打死你一点事都没有，是你们的行为越过了法律的杠杠，所以错了。我甚至觉得我的认识比他们的认识还要进一步，因为我开始想到了对这一类人的改造问题。十几年前在看守所里对那个流氓团伙的龙头老大秦飞所作的努力，就是我对这类问题的一种思考。
虽然有一点收获，但总感到意犹未尽，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惑自己：为什么在面对接连下来的病危通知书时都能善待本校犯下那样暴行的老红卫兵，却在连孔威、傅强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就做出了枪毙他们的决定并付诸实施？从表面上来看是“革命”，是“正义”，是“理想”，是“追求”，是所有这一切让我深信不疑、义无反顾，但这些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何以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样真诚地表现出来。
在十几年的反思之后，开始觉察到这是不是在我一直不可遏止地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同时，却自觉不自觉地把某一层面的人划归为社会的渣滓，冷漠地把他们视为可以消灭的另类？而我们同为上帝的子民，仅仅只是先天或后天的偶然因素使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自己不在同一个层面而已。是不是在不易察觉的内心深处，我并没有把每个生命都看作是平等的？在自己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某些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而全力以赴地投身入自己所向往的革命时，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用暴力剥夺了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那一部分人追求自己理想状态的同样权利？当不同的选择和追求发生碰撞和冲突时，不是去追求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去保证程序上的正义和权利上的平等，却采取了暴力这种只有在缺乏理性的社会里才会使用的最原始，最低级、最本能的方式，而用这种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有最终的胜利者的。不幸的是当时在自以为有思想时却丧失了理性，这对人对己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为什么博爱的思想和观念在我的心中远没有上升到自由和平等那样的高度？这是不是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敌人要像残酷无情的严冬”这样的说教中长大的一代人极可悲的局限性？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对任何一个生命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博爱的思想和理念却是很难与生俱来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后才有可能作为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提出来，并且它被认识和接受远比接受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艰难。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要，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认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也是艰难的，对一颗不愿沉沦的灵魂来说，最终走到这一步却是必须的。
前几年在三中队我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反改造分子，被打入了另册中的另册，有想法也只能闷在心里，别说做，就连说说也不行。但现在有了变化，从管教股到中队都给了我一定的信任，在犯人中我有足够的威信，已有可能实践自己的某些想法，我在等待着可能的机会，等待把我的思考和认识变为行动的机会。自信这和本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抵触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应该是创造而不是毁灭。在内心深处，我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相反，我始终认定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深深地爱着他们，这种爱是发自内心，是无法改变的，我愿意为他们的利益做出任何牺牲。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视我为敌人，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我眼里我没有敌人。现在我想的和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希望为人民、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别人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我都要去做。如果说这是角色错位，那错位的绝对不仅仅是我。
这个机会来得太沉重，这是1983年的夏天。
劳改队里扯皮拉筋的事总是有的，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已经司空见惯，但这几天的感觉不一样，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隐若若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在暗暗涌动。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当我留心这平静时，十几年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经历甚至让我嗅到了引信在悄悄燃烧的气味，只不过不清楚这引信的另一端是什么。
反常的行色匆匆，反常的诡谲笑意，反常的嘀嘀咕咕，反常的外队人员进进出出。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还没有如此集中地出现过这样多的反常现象，这不像是个别人想闹点鸡鸣狗盗的小麻烦，而是一批人在悄悄酝酿一个大事端，这是要出大麻烦的征兆。究竟会是什么事？跟几个关系很近的朋友谈过，他们虽然都有点感觉，但也不能明确地说出个什么具体的东西出来。
外面的“严打”①如火如荼，死刑的上诉期由十天改为三天，事实上跟取消上诉期的杀无赦没什么区别。枪毙人的布告一批接一批地贴在墙上，上面已看不到十年、十五年的刑期，布告上的一串串姓名几乎全用血色的油墨覆盖着，就像躺在血泊里的一具具躯体，强烈地刺激着每一个从布告前面走过的人的神经。在这样肃杀的气氛里，这监狱里出的事却越来越大，前几天三中队还差点闹出了人命。事前虽有征兆，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发展那样严重。真希望我周围的人不要在这个风头上出点什么事，在这个风头上生点事受到的惩罚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事情可能就在眼前，会是什么事呢？我有可能做点什么？
“李乾，启贵和巫刚各号了一帮人约定明天下午在工地里对搞，两边都说这回不死几个人下不了地。”
告诉我这消息的是红炉组的组长方静，他是我一个很知已的难友，为人正直，生产上很有一套。他是属于那一种骨子里正统却生性豪爽、不乏江湖侠义的人，不管你过去是有身份的正人君子还是不入流的下三烂，他都能相处得不错。有人找他帮忙锻打匕首，他感到有点不对头，这消息是从来人的口中套出来的，一听说后连忙来告诉我。
原来我只听说启贵和巫刚在外面时有点“烟子”，但进来后几年来都相安无事，怎么一下子就闹成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局面呢？这消息太及时了，各种反常的现象总算找到了原因，但我一时好像还不能完全相信。
方静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搞清楚了。
“这次盖印刷大楼从总厂调来个基建队，里面有不少人是巫刚的街坊，其中有几个是三天不闹事就憋得慌的主。分到基建队的有几个是省油的灯？不知怎么几捣咕把巫刚扯皮闹事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