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该死的小肿块。我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天发现它们的，距离我们的婚礼快一周年了。我们与专程从洛杉矶赶来的妹妹凯蒂一起过节。星期五早上八点，肯把我送进了急诊室，凯蒂也在一旁帮忙，我一个人躺在那里，心里有一些念头与恐惧。理查兹医师来了，他是一个多么令人喜欢的大夫啊！手术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了，很快地我和肯及凯蒂走在联合大道上，一起购买圣诞节的礼物。我的胸侧多了几道新的缝线，星期一要去看结果。我们的四周环境充满着圣诞节欢愉的气氛，这是一整年中最忙碌的购物期，兴奋而令人期待，然而我满脑子想的却是我胸侧的痛楚。
现在问题有了答案，我思考着，开着我的红色小车沿着弯弯曲曲的 Star Route I行驶在海边，太平洋边。夜色几乎完全降临了，只有远处的水平线还有一点微光，夹在两侧群山之间的太平洋的波涛在我面前汹涌澎湃，我的家就在左面星星点点的灯火中，我的丈夫在等我带回来的消息，他的臂膀在等待着拥抱我。
我心里想着“第二回合”就要开始了。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悬在头上的那一把象征恶兆的刀不会砍下来，如今它终于砍下来了。肯和我彼此安慰着。我禁不住哭了。我们打电话给我的父母、给肯的父母、给理查兹医师、坎崔尔医师以及安德森医师。坎崔尔医师也检查过了，的确是出现在曾经做放疗的范围内，我似乎毁了他那从未有病人复发的辉煌纪录。没人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打电话给国内其他的专家们，他们都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病例，发生的几率大约只有5％。我想像电话那端的统计专家正在搔头苦思，一脸困惑。这种局部性的复发，动手术有效吗？或者这是一种将要转移的迹象，那么就得接受化疗了？
没有人能明确地指出它是如何发生的。
“会不会是……”我问理查兹医师时，肯面色凝重地在一旁观看，“当引流管被抽出时，末端附着了一些癌细胞卡在皮肤下被留在那里？”
“对，”他说，“一定是这样子，可能有一两个癌细胞被留在那里。”
“不止一两个，”我提醒他，“至少有五个细胞，也许还有更多，因为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放射线杀死了。”看得出来他非常难过。
尽管大家都对癌细胞的扩散评论不已，但他们都再次向我保证对理查兹医生和坎崔尔医生的信心。我也信任他们，完全地信任。已经发生的事情只是某些有时会必然发生的事情而已。我只是凑巧成为那个当很小的几率发生时，躺在手术台上的人而已。
肯和我一起去见理查兹医师。我的选择？乳房切除手术（我是否该把它列在第一位？如果我一开始就动了这个手术，也许现在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肿瘤区域的再次切除，也就是引流与肿块出现的区域；如果在这个组织附近发现了更多的癌细胞，那就必须扩大放疗的范围。但因为我已接受过放疗，很难预测这些组织对更多的放射线会产生什么反应。将引流管穿过的附近组织全部切除，由于无法得知是否还有更多的癌细胞存留在乳房内，以及是否需要对乳房做更多的放疗。而同样由于我已经接受过放疗，所以这项治疗也有缺失。此外，因为那些细胞没有被放射线杀死，其他存留在乳房中的坏细胞，也有可能对放射线产生抗拒。
看样子根本没办法知道是否有更多的癌细胞沿着引流管经过的路径潜藏在乳房中；如果有，也可能会抗拒放射线；到头来，我的乳房组织还是会因为接受了更多的放疗而遭受损害。乳房切除手术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我也不敢冒险让更多的癌细胞遗留在体内。
崔雅和我仍然热切地研究（实践）各种另类与整体疗法，但问题和往常一样，她体内新发现的这几颗肿块实在恶性重大。没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另类疗法在第四级恶性肿瘤上的治愈率比自然减轻症状要高，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多大的机会可以治愈。我想如果崔雅得到的是第三级的肿瘤，或是第一、第二级，她会有更多的另类疗法可以选择，以辅助一些（不敢说全部）白人医疗的缺失或不足。但这些肿瘤又把她拉回唯一有效又恶毒的疗法。“贞操带的尺寸不合适吗？别担心，美丽的小姐，我们一定能找到特别适合你的尺寸，你只要在这里耐心地等就对了。”
肯和我住进了儿童医院，这天是1984年的12月6日，我的手术被排在12月7日——“珍珠港纪念日”，肯一个人喃喃自语：“崔雅第一次手术后的一年零一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五个半星期的时间，我必须每天来这里报到，接受放疗。之后每个月要来追踪一次，甚至前几天还来这里切除新发现的肿块。
我还记得自己去年丢了几件衣服，他们在两个月后找到了。我将这件事视为一种预兆。这一次我打算把带来的衣服都丢了，就像我打算丢掉癌症一样。每一件穿进这间医院的东西，哪怕是鞋子、内衣或耳环，我都要丢掉。反正在这几天里，大部分的内衣都不再适合我穿了，理查兹医师要切除我的右乳，哈维医师也要为我的左乳进行缩胸，该来的终于来了。我实在无法想像挺着一个34双D尺寸的乳房要如何过日子，也无法想像自己的义乳需要多大的尺寸。我可以想像那份感觉有多么不平衡，两个34双D的乳房已经够麻烦了，剩下一个会是更大的问题。
我开口问肯对我失去一个乳房的想法，他认为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件舒服的事。“亲爱的，我当然会怀念你失去的那个乳房，但没什么关系，我爱的是你，不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没有一件事会因此而改变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是如此诚挚，我觉得好过多了。
就像上次动手术时一样，爸妈这次也从得州飞来探望我，我嘴巴上说没这个必要，但事实上，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能在这里陪我，令我觉得比较有希望，对于事情的结果也比较乐观。我真庆幸自己有一个大家庭，我喜欢和他们一起消磨时光，和每个人在一起。我很高兴肯能拥有更多他真正喜欢的家人。
肯和我住进了病房，与其他的病房一样，白色的墙，可调整的床，高悬在墙面的电视，挂在病床后方墙壁上的血压器，另一边有一个衣橱 （我打算将自己这身衣物全都留在那里），白色的浴室；从窗户望出去，经过中庭，可以看到另一边的病房。肯跟上回一样要了张行军床，准备时刻陪在我的身边。
肯和我坐了下来，我们轻轻地握着手。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担忧什么。如果我变得残缺不全、疤痕累累、左右不均，我对他还有吸引力吗？他必须辛苦地游走在怜悯与鼓舞我之间。同样的双重束缚——我既希望他能感受我失去一个乳房的痛苦，但如果真的如此，那又显示他实在很遗憾，而且不希望我没有它！他向我再三保证，这一次则以幽默的方式闪过了这个问题。“我真的不介意，亲爱的，我看这件事的方式是，每个男人在一生中都被配给了固定的乳房尺寸，可以任他摸，过去一整年我有幸与你双D尺寸的乳房共处，我想我已经用尽我的配额了。”这句话让处于紧张情况中的我们，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肯开始讲笑话，从高尚的到粗俗的都有，足足讲了15分钟。“你难道不晓得吗，我是属于那种对臀部比较有兴趣的男人，只要他们还没发明臀部切除术，一切都好办。”我们笑得眼泪直流。这便是与癌症共处之道：笑得太激烈的时候就哭，哭得太辛苦的时候就笑。
我把带来的衣物一一拿出，再把要留下的放在一起，然后换上医院的白袍，心里暗自期望自己也能留下癌症，迈向健康。我几乎想做一套法式，念些咒语，拿着十字架在病房里驱邪！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有用就行。不过后来我只将这套法式放在心里，真诚地向神祈祷。
量了血压，问了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麻醉科的医师进来查房问安，顺便向我解释流程。我认为应该和第一次大同小异，没有疑问，也不忧虑。理查兹医师也来了。手术的流程很简单，因为是一个简单的乳房切除手术（和那种要将肌肉组织连根切除的乳房切除术相比，确实简单多了）。从外科的角度来看，去年因为摘除淋巴结，难度要比这次大多了，也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我对理查兹医师说：“我将复发的事告诉安德森大夫，他们也都认为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只有偶尔才会发生。”“没错，”理查兹医师说：“但他们一定很庆幸这种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我很感谢他，即使他那么难过，仍以非常诚实的态度对待我。我去量了体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乳房有多重——用这种方法得知，实在有点诡异！
哈维医师来了，我们一直没机会讨论剩余的乳房该如何塑形。他带来一些他亲自操刀的缩胸手术照片，我仔细浏览着，希望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状。我希望他不要将乳头向上移，那会减低它的敏感度，很显然地，一般的缩胸手术都必须这么做，但我不必，因为我的乳房并没有下垂得太厉害，不需要把乳腺切断。这样仅存的胸部还是可以正常地发挥功能，如果我打算生小孩，也还能哺育母乳。我已经了解全部的流程，切口会在哪里，有哪些部位的组织要去除，剩余的组织将如何愈成较小的乳房等等。哈维医师为我量了胸围，并且在乳房上做了记号，他测量了乳头上升的尺寸，此外，也测量了切口的位置与将要被切除的皮肤组织，同样也做了记号。
哈维医师刚离开，我的父母便来了。我向他们展示这些记号，并为他们解释相关的流程。同时察觉这是我父亲第一次看见我的乳房，当然，无论是他或今晚见到我乳房的任何人，这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
肯爬上我的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尽管有各种不同的人在我们的面前来来往往，他还是呆在床上，但都没有人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