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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且声明，代表的职权，限于交涉发现，并不能代表我们决定罢课。罢 课与否，应由各校教职员决定。
于是马夷初起立，说，代表的职权既然发生问题了，代表只好辞职。于是 大众一致表决代表有代大众决定罢课之权。我只好承认失败了。我从此辞去 代理教务长之职。
从此教员罢课下去，八年夏的补考固然全免了，以后教育界就不堪问了。 当时人只知道北京教育界“跟着马叙伦走上死路”（此独秀之语、不知全 是汤尔和先生之奇计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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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尔和在1934年12月28日致胡适信中回忆说：“八年底罢课事，其中内幕 重重，均为日记所不载。当时在五四以后，政府确有收拾各校之心。傅之来即 系安福出力，曾口出大言，谓能一手包办，以致各校异常愤激。渠之目标，首在 北大，尤为孑民。用胡去蔡，已见事实。但弟于罢课素不赞成。五四后留为教 长，而高师先罢教，弟大反对，因此尚与陈筱庄大闹。冬间事弟亦不以为然。此 事并不能归咎夷初，因当时人心浮动已成习惯矣。”
“傅”即代理部务的教育部次长傅增湘（岳棻〉，“用胡去蔡”的“胡”即胡仁 源，“陈筱庄”即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在这次索薪运动中，同 属“某籍”的汤尔和、马叙伦一派与沈尹默一派配合默契，一致对外。沈氏三兄 弟中除沈尹默幕后操盘之外，沈士远、沈兼士都冲到了第一线。
在此后的岁月里，沈尹默投靠李石曾，从而掌握了庞大的教育文化资源。 从1926年起，由法国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所设立的中法实业银行，每年拨出20 万元美金办理中法教育及慈善事业，由中、法两国代表组设“中法教育基金委 员会”负责保管和分配此款。中方代表为李石曾、沈尹默、易培基、刘锡昌、萧 瑜、萧文熙；法方代表为魏尔敦、巴尔、韩德威。与蔡元培、胡适、丁文江、蒋梦 麟等人掌握的中美庚款和中英庚款不同，中法庚款及中俄庚款一直处于暗箱 操作之中，从来没有公开过相关账目。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沈尹默先送家人南下，然后辞去北平大学校长和 孔德学校董事长的职务，移居上海环龙路，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 孔德图书馆馆长。他遗留的孔德学校董事长一职，由被他认为“宏通”、“明白” 的老友周作人接任。
汤尔和自1922年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之后，逐渐把精力转移到政治方 面。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主动投靠日本占领军，先后出任伪华北教育总 署督办、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40年11月7日病死之后，他所遗留的华北 教育总署督办一职，交由同为“某籍”的周作人接任。
58 ｜良围嘴头
｜ ―政学两界人和事
五、蔡元培与胡适、傅斯年的良性合作
与“某籍”的汤尔和、沈尹默、周作人不同，作为英美留学生的胡适、蒋梦 麟、傅斯年、丁西林等人，与蔡元培之间从来不存在“包围”与“被包围”的人身 依附关系，而是凡事从公共利益出发的良性互动关系。
1929年12月4日，在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同时，国民政府曾任命高 鲁为教育部部长。此举遭到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展堂〉的极力反对， 行政院长蒋介石在无法平衡派系斗争的情况下，只好暂时兼任教育部部长， 并且任命李书华、陈布雷为教育部次长。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以第三者的眼光， 评价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一派人和李石曾、易培基、沈尹默一派人 的优与劣：
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既至则知 蒋公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 （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 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 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广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广郑毓秀（上 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 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 力。吴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梦麟为 教长。将通过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对甚力，即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 教育行政之责任，岂不羞天下之士！ ”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 由蒋公以行政院长之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 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携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蒋公 既自兼部长，因欲以余任次长，……且命之曰：“教育为革命建国计，凡事当 请教于吴、李、蔡诸先生，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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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⑩
关于胡适，蔡元培曾经给出的评价是：“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 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 ‘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 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 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中央研究院时期的蔡元培，确实有被人“包围”的经历，不过，“包围”蔡元 培的并不是胡适和傅斯年，而是另有其人。1933年3月4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 信写道：“蔡胡分家竟如尊料，大有意思，蔡公此刻盖在34 手中，牵而往 ‘东’，面南立，而胡公则仍‘独立’也。观蔡公近数年‘言行’，深感到所谓晚节 之不易保守，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 丧失理性矣。”
周作人笔下的“蔡胡分家”是化公为私的狭溢称谓，胡适之前为民权保障 同盟北京分会主席，因政治立场相左，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总会的宋庆龄、杨杏 佛、胡愈之、鲁迅等人极力主张开除胡适，蔡元培只是以消极态度顺从了多数 人的意见。故有周作人认为的“胡公仍‘独立’之说；当时蔡元培任民权保障同 盟副主席，故有周作人认为的“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之说。此信后不久，蔡元 培、林语堂主动退出民权保障同盟。“3。？&作”即第三党，其正式名称是中国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7年11月1日由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 发起，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是第三党的秘密 党员。周作人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背景为第三党，故有“蔡出此刻盖 在了 3记？时7手中”之说；不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真正的政治背景，并不是在 邓演达去世后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第三党，而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地下党组 织。当时的宋庆龄已经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共产国际秘密成员。“鲁 公”即鲁迅，普罗即无产阶级〈英文？过壯如的音译〉。所谓普罗首领，实际上 是充当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盟主。《情书集》即《两地书》。其时周作人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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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两界人和事
“久与之绝”，在他看来，鲁迅出版《两地书》是“几乎丧失理性”的表现。
1933年6月18日杨铨遇害，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由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 兼任，实质性事务大多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孟真〉代为负责，以至 于积劳成疾。1934年2月13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自回沪后，连接孟真来 函四通，其中主要之点：〔一）述病状；（二）辞所长职，荐济之自代；（三）一年 中勉守四个月假期之限；（四）整理旧稿或以其他方法抵还多支之薪水。此君 ……以必信必果自勉，诚可敬可爱；然此时提出辞状，于院有妨；特致函劝止 之 ”？
在当天写给傅斯年的书信中，蔡元培劝告说：“孟真吾兄大鉴：自南京回 沪，始得读一月廿三日惠函，旋接二月五日两函，顷又接七日惠函。兄病中作 如此繁复之函，对于兄思想之缜密，律己之谨严，除佩服以外，别无可说；惟病 中常此多思，甚不相宜，……兄本月五日函中，有愿辞所长职而荐济之自代之 说，此说万万不可提出，提出则无异拆研究院之台。在君已声明，如兄辞所长， 则彼不就总干事职；元任已表示，如兄去，则彼亦随而去；……总之，弟所欲劝 兄者，目前以健身为第一义，万不可多虑，一切都有水到渠成之机会……〃勁
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所说的“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 等人包围蔡所致”，其实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沈尹默在上 海期间，胡适正在北平协助蒋梦麟经营北京大学。抱病从公的傅斯年根本 没有时间、精力与沈尹默周旋。1935年1月11日，蔡元培致张元济信中写 道：“沈尹默兄，以字行，并无别号，现寓法租界环龙路九十号（不知其电话 号码〉。明午饭局，因商量译书由商务印行事，岫庐、拔可、伯诚、伯嘉诸兄均 在座，弟亦作陪，……
1937年8月12日，蔡元培在致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 骅的信中，再一次提到沈尹默：“徐君世达，于行政界历著成绩，曾由弟与尹默 先生等迭为介绍，请以县长用。顷闻孝丰县长已辞职，正在物色继任之人，如 蒙擢用徐君，不胜同感。”
一句“迭为介绍”，足以证明沈尹默与蔡元培之间的联络渠道一直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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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傅斯年与蔡元培之间完全不存在以捍卫饭碗、追逐权势为第一目标的 “包围”与“被包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