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甲寅》，已经不是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的《甲寅》杂 志，而是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由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等 人负责编辑的《甲寅》日刊。同年7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停 留期间读到《新青年》3卷3号，在日记中写下了读后感想：〃《新青年》之通信栏 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 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⑨
三、《新青年》的“复活”
《甲寅》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大部分都是湖南和安徽籍人士，只是由于 章士钊的全国性影响，才俨然表现出大家风范。限于陈独秀当年的个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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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阶段的《青年杂志》几乎是安徽人的地方刊物。在有名有姓的19位作者中 间，陈独秀的文章最多，共10篇文章、4篇译文；其次是高一涵，共7篇文章、2篇 译文；再其次是易白沙，共发表5篇重要文章。其他作者包括汪叔潜0篇文 章广陈嘏〈5篇译文〉、彭德尊〔1篇文章〉、李亦民〈3篇文章、6篇“世界说苑”）、 薛琪瑛〔4篇译文广谢无量〖2首五言古诗〉、刘文典（丨篇文章、2篇译文广汝非 〈2篇译文〉、方澍0首五言古诗〕、孟明〖2篇译文〉、潘赞化〔2篇文章〉、高语罕 （淮阴钓叟，2篇文章〉、李穆0篇译文〉、谢鸿〈2篇文章〕。其中的陈独秀、高一 涵、刘文典、谢无量、易白沙，都是从《甲寅》杂志转移过来的。谢无量虽然是四 川人，但4岁时随在安徽任知县的父亲迁居芜湖，他自己在安徽公学任教期间 与陈独秀等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易白沙是湖南长沙人，长期在安徽教 育界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期曾与高一涵等人策划起义。除此之外，其他 撰稿人大都是陈独秀的亲朋好友。高一涵是安徽六安人，与陈独秀有师友之 谊。刘叔雅（文典〉是合肥人，在安徽公学读书时接受过授业教师刘师培、陈独 秀的影响。潘赞化是桐城人，自1902年起一直是与陈独秀并肩而行的同学加 同志，1916年与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结婚时，陈独秀是唯一嘉宾。高语罕是寿县 人，清末时是陈独秀任总会长的“岳王会”的外围组织“维新会”的成员，后来 经陈独秀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并且与陈独秀一起秘密发展高一涵为中共党 员，再后来他又与陈独秀一起成为“托洛茨基派”的代表人物。专门从事文学 翻译的陈嘏；原名陈遐年，是陈独秀的兄长陈孟吉（庆元〉的长子。
《青年杂志》从2卷1号起改头换面为《新青年》，封面上开始出现“陈独秀 先生主撰”的醒目提示。此前的《社告》也被两份《通告》所替代。
通告一写道：“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 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 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 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 君文字之缘也。”
通告二写道：“本志第二卷第一号起，《新闻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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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字。不问其‘主张’ ‘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即皆一 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前者以“名流”相标榜，后者以“互动”相吸弓丨，从而将杂志的“研究”性和 “新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新青年》杂志虽然不断扩大作者群，却没有改变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 性刊物的格局。直到4卷1号演变为由北京大学的六位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 物之后，才真正成为全国性的著名期刊，并且直接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 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 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 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 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 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 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 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 ‘健全的个人主义’。”⑩
用“复活”来区别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和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 编辑的同人刊物《新青年》，并不是胡适的个人意见。周作人在1945年的《红楼 内外》中并不十分准确地回忆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 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 学革命的先锋。”@
1918年10月5日，直接参与《新青年》创刊及发行工作的汪孟邹，在致胡适 信中提供了更加真实的信息：“廿九号复书已悉一是，仲甫仍未来讯，盼念之 至。……《新青年》过期太久；炼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 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好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 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 如可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拟明日更至别印所接 洽。”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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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印证，钱玄同此前也在日记中写道：“至大学授课三小时。《新青 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居然按】311。15之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 像样子，可喜可喜。”⑩
由此可知，与白话文写作相配套的“新式圈点”的印刷问题，在当时确实 是摆在群益书社和《新青年》同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新青年》“复活” 的重要标志之一种。
四、“金字招牌〃的形成
《新青年》形成具有社会号召力和市场号召力的“金字招牌”，是4卷1号 “复活”之后的事情。借用汪原放的话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 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比起汪原放的事后回忆，汪孟邹在致胡适信中另有更加真实的文字记 录：“仲甫去职，已得他来讯。旧党当然以为得势，务望兄等继续进行，奋身苦 战，不胜盼念之至。《新青年》四号起决就北京印订，与子沛函亦已阅悉，子沛 今日已函复矣。
在落款时间为1919年4月23日的另一封信中，汪孟邹又写道：“阅《新申 报》，知《新中国杂志》将要出版，甚以为喜。敝馆愿任上海总经理之事，不识可 否？条件如何？请速函达。如以为可，请将敝馆刊入末页，以便买客周知为荷。 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 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新青年》准备从6卷4号开始在北京“印订”，足以证明在以北京为中心的 北方地区和以上海为龙头的南方地区“销路均渐兴旺”。6卷5号扉页以群益书 社名义发布的广告《〈新青年〉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就是该刊已经形成“金字 招牌”的重要标志。
1919年10月5日，《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聚会，决定由陈独秀收回主编 权。随后的6卷6号在封二刊登极其醒目的《本报启事》：“凡与本报交换的月刊
I礼国筲II
I ―政学两界人和搴
周刊等，请寄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本报编辑部。各报与本报交换的广告， 请寄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本报发行部。敬求注意！ ”在同年12月出版的7卷1号 中，还刊登有《〈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的合同文本：
一、自七卷一号起，印刷发行嘱上海发行部办理。
二、中国北部约每期可销一千五百份，由发行部尽先寄与编辑部分派，以 后如销数增加，发行部应随时供给。
三、以后发行部当担任每期至少添印二百五十份。
四、编辑部担任如期交稿。
五、发行部担任如期出版。
六、发行部每期赠送编辑部一百份外，并担任编辑费一百五十元。但编辑 员于所箸稿件仍保留版权。凡《新青年》刊载之小说、戏剧，如发行部欲另刊单 行本，其相互条件由著作人与发行部商定之。著作人亦可在别处另刊单行本， 但承认发行部有优先权。
七、此上各条以第七卷为试行期。第八卷以后，应否修改，由编辑部与发 行部商酌定文。
从这份合同可以看出，《新青年》虽然不给同人作者计付稿费，每一期的 编辑费连同北京地区的发行费，还是较为可观的。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从 上海给“守常、适之、申甫、玄同、孟余、盂和、百年、尹默、慰慈、抚五、逷先、启 明”共12位同人写信说：“《新青年》七卷六号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 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 公同讨论赐复：①是否接续出版？②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 有无应与交涉的事。③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 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⑩
守常即李大钊、适之即胡适、申甫即张崧年、孟余即顾兆熊、百年即陈大 齐、抚五即王星拱、逷先即朱希祖、启明即周作人。1920年5月11日，胡适在中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央公园召集上述同人就陈独秀来信进行讨论，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 风。收《新青年》七卷六号二册，……下午至厂甸买杂志，往大学，又至公园赴 适之约，共议《新青年》八卷事，共十二人，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