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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血浓于水的藕断丝连
在几乎所有的文坛斗争中，鲁迅一直是主动进攻并且战无不胜的优胜 者，只有在与同胞兄弟周作人互不点名的话语较量中，他才委曲求全地采取 了保守退让的态势。
随着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和《人间世》的相继创刊，周作人式的“以自我 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性灵小品”，一时间成为南北文坛的主旋律。强调 文艺作品的战斗性的左翼文人；是无论如何容不得这种“性灵小品”的。于是， 鲁迅在1933年8月27日奋笔写作《小品文的危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周作人、 林语堂等人：“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 谓‘极期’（！^化化）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 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 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 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一年之后的1935年4月14日，鲁迅又在《“京派”与“海派”》中，更加明确地 批判周作人说：“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 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 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 派煞尾了 ；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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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 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所谓“老京派的题签”，指的是远在北平的周作人为施蛰存选编的《晚明二 十家小品》题写的书签。在鲁迅出版于1934年12月的《准风月谈》中，共有八 篇文章涉及施蛰存劝告青年人读《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且最初发表时大 都使用的是外人不知道的化名。在写作于1935年3月18日的《现代作家笔名 录序》中，周作人针锋相对地反击道：“言论不大自由，有些人的名字用不出去， 只好时常换，有如亡命客的化装逃难。也有所谓冬瓜咬不着咬瓠子的，政治方 面不敢说却来找文学方面的同行出气，这情形亦可怜悯，但其行径则有如暴客 的化装吓人也。出版物愈多，这种笔名也就加多，而读者读得胡里胡涂，有时须 去弄清楚了作者的本性，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
既自相矛盾而又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在基于政治立场展开不点名的公开 批评的同时，私下里却另有更加客观公正也更加具有人情味的相关评论。1934 年4月5日，由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在创刊号中发表了周作人的《五秩 自寿诗》，随后又接连推出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钱玄同 等人的和诗。此举引起胡风等左翼文化人的极端不满，一时间酿成一场文化大 围剿。作为左翼盟主的鲁迅，反而在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表白说：“周作人自 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 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 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 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同年5月6日，鲁迅又在致杨霁云信中表白说：“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 藏些对于现世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僚，加以吹捧太过，附和 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把这两封信编入《鲁迅书简》公开出版，周作人看到后 并不领情，反而在1937年6月3日的《桑下谈序》中写道：“三年前戏作打油诗有 云：‘且到寒斋吃苦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批评家哄哄的嚷了大半年，大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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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我是饮茶户，而苦茶是闲适的代表饮料。这其实也有我的错误，词意未免晦 涩，有人说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亦无可 言云云，鄙人不但活该，亦正是受惊若宠也。”
直到晚年，主要依赖写作与鲁迅有关的回忆文章养家糊口的周作人，才 在《知堂回想录》中重新评价了鲁迅血浓于，的关爱之情：“鲁迅平素是主张 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 〈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 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 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并不是出于一时的隐忍，我前 回说过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年之后了。当年经 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 论，胸中没有丝毫蒂介，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⑩
周作人所说的“那事件”，指的就是1923年7月的兄弟决裂，他把自己所 坚持的“不辩解”态度包装美化为对于鲁迅的“报答”，同时还进一步表白说， 自己“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 了……”
1964年10月17日，晚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书信中再次提到 兄弟失和的事情，说是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著《五四文坛点 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 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同年11月16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信中再次强调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 说明，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
按照钱理群《周作人传》的介绍，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 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这样几句话： “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 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 一点：兄弟失和的原 因是他的妻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却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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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人”的关爱与“凡人的妒忌”
在作为当事人的周氏兄弟没有提供正式答案的情况下，其他人关于周氏 兄弟反目决裂的所有解释，都只能充当仅供参考的局外旁证。
许寿裳（季市〗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介绍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 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 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 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 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针对这种说法，周作人断然否定道：“一九二三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 ……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 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这里我要说 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 季市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 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
相对来说，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的说法就显得较为公正：“据凤举他们 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 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 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 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 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年寄住在八道湾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 “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 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鲁迅与弟媳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是经济问 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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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舒芜在《忆台静农先生》一文中回忆，台静农曾经告诉他鲁迅与周作 人失和的起因：“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时，鲁迅忙于从各方面筹措医药费，有一 次正是急需钱用的时候，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很螅⌒耍胱庞鹛抛右舱偶保沟胶笤喝ネㄖ鹛抛樱涣虾罄从鹛抛印《灾茏魅怂德逞噶菇矗馔挤抢瘢茏魅司尤恍帕恕！盄
相比之下，还是鲁迅的独子周海婴最为坦荡，他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 写道：“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 致兄弟失和的。……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 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再联系当时周兄 弟同住一院，相互出人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 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 ‘窗台外’吧？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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