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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他也有一帮用得着的人物，在紧要关头为他效生死之劳。1999年6月，赖昌星从深圳口岸出逃，8月从珠海口岸入境，后又从深圳出逃，来来往往，竟然查不到他的出入境记录。
在广东海关，多年来一直有人向赖昌星通风报信，成为赖的走私高参。赖送给他一辆车，专跑“情报”。1999年6月，赖昌星准备进一批货柜的走私货，打算在南方通关。他请教某干部通关之道，该干部为效犬马之劳，专程飞到厦门，向赖口授如何逃避广东海关的监控，后来当然是顺利过关。
但是，这一次的较量，“先机”能否助他赢棋，那倒要拭目以待了！
7 遇到强硬对手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历来就是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主题。
在中国，走私与反走私，腐败与反腐败这种较量的结果当然是：正必胜邪。
从举报信发出到1999年4月初被批转到海关总署，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
海关总署反应强烈。湛江大案其时就要公开审判，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将被送上断头台。社会对海关的种种议论风涌而起，海关总署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想到湛江一波未平，厦门又掀起更大波澜。
然而，海关总署党组立即召开署党组会议，并形成统一意见：上报中纪委，立案查处厦门大案。走私与腐败唇齿相依。总署领导也清醒地意识到：厦门大案，“一条龙”走私的背后必定是“一条龙”腐败。但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矛盾，敢于首先向自己身上的毒瘤开刀，不怕流血流脓。海关总署党组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对共和国的无比忠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胆略和巨大的勇气。
中纪委收到海关总署关于立案查处厦门大案的报告后，立即拟文并附有海关总署党组的报告，上报中央主管政法工作和纪检工作的领导。
1999年4月20日，中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分别批示：由中纪委、海关总署共同负责查处厦门特大走私腐败案件，其中走私问题由海关总署为主查办，腐败问题由中纪委负责查办。于是，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就有了代号，叫中央“4·20”专案。
根据中央指示，中纪委、海关总署、公安部等抽人员组成“4·20”专案组。组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担任。专案组又成立前线总指挥部，由海关总署一位副署长任总指挥，监察部一位副部长任副总指挥。这位总指挥是在海关总署根据国务院部署组建缉私警察队伍时，中央从公安部调任海关总署的副署长，分管走私犯罪侦查局的工作，到任也才几个月。
“4·20”专案组的初期工作，主要是对举报信内容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因而开始时，近两个月的工作艰辛而又十分隐蔽。
任专案组前线总指挥的这位副署长原在公安部任副部长，有着30多年的从警经历，对公安工作感情笃深。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即将过55岁生日的时候，命运发生了变化，他从公安部走出，进了海关总署机关大院。不到一年，又被中央点将，作为厦门前线的总指挥，挂帅侦破厦门远华走私大案。
赖昌星的命运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他本来想走进这间房子，却被安排到了另一间。命中注定他要与这位总指挥“短兵相接”。
正是这位副部长的到来成了赖昌星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成为威胁他赖昌星生存的重要人物，也成了他急切要攻关的新目标。赖开始想方设法要和这位副部长套近乎。
可是，北京传来的信息却令赖昌星一时无法定下应对之策。信息告知，此人为人正直，处事公正，北京“网”内人士无由与该副署长接近、联络感情，更不要说为赖说情了！
赖昌星降低要求，只想能和他一起吃餐饭，以后的事情再说。但此人居然连机会都不给，这多少令呼风唤雨惯了的赖有些失落、不满，同时感到遇到强硬的对手，心里有些发憷。
厦门的谋略班子定下的策略是：密切关注，静观其变；如其不识相，定要置远华于死地，那就不客气了，也得给他找一点儿麻烦，再不行就伺机将其“灭掉”。
8 确定初战主攻目标
北京的这位副署长当然不会知道赖昌星的应对方案。这是后来他到了厦门，从案犯的供词中得知，他听后也不过为之一笑。
不过，1999年4月底，自他受命挂帅以来，却为怎样不辱使命而常常度过不眠之夜。
根据中央指示，他得调兵遣将，将专案组搭建起来。首先得对举报信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判断，而不能贸然行事，然后要搞出一个侦破方案。这是一个涉及500亿金额的走私大案啊，一旦动作起来，必然牵出上自北京下自地方的各层次的显赫人物。其中，厦门海关首当其冲逃脱不了干系。目前海关系统，经历湛江大案冲击，已经变得相当敏感了。谁挂帅赴厦门主持查处远华大案？中央钦定了他，用心可谓良苦。
他来海关不久，与海关相关的事并无牵涉，这是有利的一面；然而又正是对海关知之较少，所以让他挂帅查私，当然有门外汉的感觉，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而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对举报信的可靠程度一时还不摸底，对查处的方法、策略也心中无数。在公安部时，他曾过问过几个走私大案。那时，已得出结论：走私犯罪，尤其是大规模的法人走私定有背景，定是谋划周全的高智能犯罪。对远华案要是查不下去，要是误入歧途，要是形成僵局而被强行收兵……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他都将时刻处在风口浪尖上，天天在刀刃上跳舞！
搞公安的人，一听到大要案，谁不跃跃欲试？就冲500亿这个大数字，他的神经被刺激得兴奋起来！这是职业病。
他知道，首要问题是在海关总署机关内物色一个主持查私的将才。他想到了海关总署调查局局长章国胜。
1998年，章国胜任总署调查局局长，上任第四天，受命查处福州“10·12”移动通讯器材走私大案，一举把受贿放私的福清海关原关长带出。这位总指挥回海关总署征求党组其他同志的意见，最后署长表态：中央让你挂帅，用人按你的意见办。总署侦查局副局长吕滨，也是从公安部调过来的，他们之间比较熟悉。吕滨主管侦破工作，理应披挂上阵。中纪委也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二室的副主任孙文健，一个是三处的谭辉。将才定下后，调兵则是章局和吕副局他们的事了。
到1999年6月，除两个组长外，组员已确定了9人。中央“4·20”专案组正式组建。
首先，专案组领导指示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查总局，选派侦查处刘处带领得力侦查人员通过公安部的渠道，从广州潜往厦门。任务是掌握赖昌星走私集团的最新动态。侦查人员潜入厦门后，对重要嫌疑人进行秘密布控。
专案组领导又部署9人小组集中研究，评估举报信的真伪，并尽快拿出初期行动方案。参加过湛江走私案查处的几个同志论证：厦门案走私活动的组织性、系统性、隐秘性均是湛江案所没有的。
另外，避开海关的闯关走私，在海关无单证可查。由于各走私链的环节掩蔽，要查出真相必须要破开链条上所涉及的诸多环节，才可获得确切证据。这在查处事后案件（海关专业术语，即走私成功后被发现的案件，其特点是现场已消失，走私货物已不复存在）中又称得上难中之难了！所以，后来中央领导听了汇报后评价说：和厦门案比起来，湛江走私案那是“土包子”所为！
举报材料可信度高，但查证（即调查取证）难度又极大，举报信中的证据材料中，叙述植物油走私的材料不但丰富，而且具有可查性，初战主攻植物油走私！
9 电脑房里抓线索
12日晚，方案组提前一天半，向专案组领导递交了突破方案。
专案组领导听取汇报，并慎重审核方案，认为分析意见和突破方案很缜密，并且表示赞成方案组的选择，将植物油走私作为突破口。
专案组的小江，已猫在海关总署计算机房一整天了，他买了一条面包，4盒方便面，中午都顾不上去机关食堂打饭，一边嘴啃面包一边眼睛盯着屏幕的计算机程序，寻寻觅觅，想从中找出所要的东西。
方案组中，小江是个计算机行家，小伙子英语也特棒，他大学一毕业就到大连海关工作，关龄4年，倒有两年贡献给了总署调查局的大案查处工作，其中湛江走私大案就花去他一年时间。他受命从海关总署计算机数据库中，调取厦门口岸1997、1998两年里所有申报植物油进口的资料。
应该说，海关应用计算机管理进出口资料起步较早。各口岸海关数据传输已实现网络化。我国对外公布的外贸进出口数据均由海关总署提供，准确度极高。
小江先输入厦门口岸代码，调取植物油申报进口资料。结果，没有发现有关数据。再以毛豆油、棕榈油、菜籽油等植物油的商品编码输入，调取从厦门口岸进境申报资料，也无痕迹。
另辟途径。直接输入举报信点名的12家外贸公司的代码，在全国各口岸搜寻进口植物油的痕迹，还是空白。
面对着显示器屏幕，小江沉思起来：数据库受病毒感染后，数据消失了？不可能！海关总署数据库属于国家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