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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的叶莺觉得做记者好，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就立志做一名记者。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求学时，叶莺已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叶莺在台湾的一家广播公司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采访政治和要闻。叶莺的英语学得特别好，所以她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了这一份工作。叶莺说：“我作现场报道的时候从来没有稿子，因为有稿子我就会失去思考。”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女记者实在不简单。那个时候，跑政治和要闻是没有女记者的，而叶莺的记者工作却一帆风顺，她采访过美国和台湾地区的许多人物。
大学毕业后，叶莺又把理想的触角伸向了美国。
由于当记者，叶莺认识了许多国际上的风云人物，她觉得跟这些人在一起，可能会影响到她的一些世界观和人生观，于是，永远不会停下脚步的她踏入了政界。20世纪70年代，叶莺投身于美国外交界，开始实现其职业外交官的梦想。缅甸、香港都曾留下了她翩翩的外交身影。
1978年，叶莺离开美国政府，进入新加坡海峡时报集团工作，时逢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推行双语运动，叶莺与海峡时报有个合作，就是把中国历史故事用最简单、最直白的话写出来。“比如孔融让梨，让是礼让的意思，梨是一种水果，女人哭泣的时候被形容为梨花带雨。”在参与完这样富有意义的事情后，叶莺于20世纪70年代末回到了美国，再次涉足新闻界，成为美国ABC广播公司采访政治新闻和要闻的记者。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叶莺作为ABC的女记者代表美国三大电视网与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出色完成了对邓小平访美的报道任务，在最光辉的晚上，出现在面向亿万中国人转播邓小平访美的卫星转播镜头中。此时的叶莺已经是美国新闻界的著名新星。
但叶莺不久后再次放弃了“无冕之王”的光环，加入了美国国务院商务部，重新进入外交界。1982年，她作为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商务外交官来到了生机勃勃的中国南方重镇——广州，并很快就成为广州美国领事馆里最活跃的外交官。她对会说中国话的美国人说中国话，对会说英语的中国人说英语，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与她沟通和交流。1986年，当她离开广州时，《羊城晚报》对她的离去用了一个词：“满船星辉”。可以说，叶莺走到哪儿她的光辉就会照耀到哪儿。
随后，她去了香港，出任美国驻香港商务署署长；再后来，她去了台湾，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商务组组长；再后来，她来到北京，出任美国驻中国公使衔商务参赞，她也由此成了美国政府的第一位女性商务参赞。
《资本女人》 第三部分 弃政从商的“柯达女神”
弃政从商的“柯达女神”
叶莺与柯达的结缘始于柯达公司的总裁裴学德先生。在没有做柯达公司的总裁之前，裴学德是摩托罗拉公司的总裁，他曾邀请叶莺加入摩托罗拉，遭到她的拒绝。当时刚被美国政府任命为公使衔商务参赞的叶莺说：“不可以，我必须要到北京去接受我的挑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性接受过这个位置，我不要让人觉得我是临阵逃脱，我必须要去面对。”叶莺在公使衔商务参赞位置上也一路顺风顺水，做得十分出色，她的那辆车牌为“使·0004”的坐骑能自如地出入包括中南海在内的中国中央各大机构，其政府关系可见一斑。后来，裴学德加入了柯达，并再次相邀，叶莺没再拒绝。
1997年元旦，叶莺正式加盟柯达，担任大中华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她负责大中华区的对外事务及媒体和公共关系。之所以选择弃政从商，叶莺说是由于柯达与中国企业间这项合作的巨大挑战性最终促使她义无反顾。她认为这个项目“很性感”，对她所要追求的东西，叶莺都称之为“性感”的东西。
叶莺加盟柯达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感光行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中国感光业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海外的两大感光业巨鳄富士、柯达的汹涌而入，其中，20世纪80年代，富士胶卷在中国的市场的占有率一度高达70％。另一方面，中国感光行业支柱的保定乐凯、汕头公元等七家国内企业为寻求战备突围，也为与两大感光业巨鳄相抗衡，在一股“引进热潮”中无一例外地先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中央政府下决心对整个感光业进行整合——破产已在所难免，如果有人收购，显然是再好不过了。而富士和柯达早就对此虎视眈眈，谁输谁赢，决定了今后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和赢利空间，因此，竞争异常激烈。
尽管叶莺一再声称其加盟柯达是受柯达的“性感”诱惑，与自己的政府关系并无关联，但这明显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叶莺上任的第三天，她就以大中华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的身份从香港飞到汕头，作为柯达谈判小组的三个核心人物之一出现在与中国整个感光行业的合作谈判中。这便是著名的“98协议”谈判。这此之前，柯达与中国政府的谈判由于利益关系、各方分歧过大和缺乏必要的沟通已陷入僵局达三年之久。“98协议”规定：中国政府对除乐凯之外的国内六家感光业企业实行不同政策：厦门福达、汕头公元、无锡阿尔梅与柯达合资，而上海、天津、辽阳三家企业则在合资公司三年基建期内不得与其他任何外商合资合作，柯达为此向中方支付资产转让和经济补偿费3。75亿美元。于是中外瞩目的“98协议”最终告捷。
叶莺的政府关系显然为“98协议”的最终出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98协议”的谈判本身就是一起堪称经典的政府关系运作。该项谈判历时4年之久，项目涉及6个省份（辽宁、河北、天津、上海、福建、广东），10个城市和4个部委（国家计委、化工部、轻工部、国家外经贸部）。其中政府公关的技巧，在业内人士看来主要有两招：第一是在柯达的努力下，1997年中央政府为此项目专门成立中央协调小组，由“两委三部”的政府官员组成，当时的副总理吴邦国任协调小组组长；与此同时，受柯达委托，由外经贸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撰写的“柯达全行业合资”模式的研究报告，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界、学界对这种模式的疑虑。可以说“98协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公关定乾坤”，而公关的成功，则在于柯达找到了深谙中国政经精髓的叶莺。
清楚了这点，就不难明白叶莺此后在经营柯达（中国）的一系列特色之举：
柯达专门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专攻政府关系；2000年，在厦门召开的柯达内部工作会议上，柯达将“发展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列为中国策略中最重要的一条；除自己之外，叶莺还请了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前外交官安凯彬（ChristopherAdams）担任柯达中国公司首席代表，和她一起来打理中国公司的事务；叶莺先后荣升为柯达亚太区主席、柯达全球副总裁，但她始终没放弃一个职位——兼任亚太区对外事务部经理。叶莺深知，在“渐进式”的中国经济改革中，跨国公司要顺利拿下中国市场，还得向中国政府要，而政府又不是抽象的……这种对中国特殊政经生态的把握和良苦用心，不仅使柯达只要了几年时间就攻下了中国市场的大片河山，也使叶莺被誉为跨国公司中“在中国做政府关系的第一人”。
叶莺不仅擅长政府关系的运作，也善于全面的公关。她更清楚，在儒家文化熏陶出的中国做生意，政府关系虽是成功的关键，但许多时候能堂而皇之放到桌面上的，则不能是政府关系；跨国公司来中国本来是以赚钱为第一且是唯一目的的，但在许多场合又不能说为赚钱而来……基于此，她屡屡寻找机会、寻找合适的方式表达其贴近中国、服务中国的心意。例如一次柯达公关部在柯达所有的公司中找到了六位黄皮肤的华人科学家，有的出生在中国台湾、有的出生在中国香港，有的甚至出生在美国，连中国话都不会讲。但叶莺安排他们都用中文发言。意思是柯达产品是中国人设计，是中国生产，柯达是中国人的柯达。更有意为之的是，柯达在中国的所有工厂里，插的都是中国国旗，用的也几乎都是中国员工，宣传的都是“柯达（中国）是一家中国公司”。叶莺曾给柯达公司主席DanielA．Carp起了个中文名字“邓凯达”，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说，“‘邓凯达’这个名字起得好。‘邓’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姓，‘凯’是乐凯的‘凯’，‘达’是柯达的‘达’！”其实叶莺给邓凯达取名时，未必预见到乐凯和柯达的合作。但单凭叶莺为DanielA．Carp改名这点，就是“小日本”富士怎么也想不到的。
正如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所说，“叶莺光彩夺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她对中国政经大局中‘国退洋进’机会的把握以及政府关系的成功运作，要是没有‘98协议’，绝没有柯达的‘中国盛世’……从本质意义上讲，叶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型企业家，而是一个高明的红顶商人和公关活动家，她的激情和业绩都在灵活的机会主义土壤上开花结果。”
“98协议”签订后的三年中，柯达以其数量仅次于中国邮政的8000家冲印点的庞大网络笑傲江湖，其63％市场占有率超出富士一倍！而在1993年，柯达仅有区区300个店面，是当时富士店数量的1/10。1996年，中国还只是柯达胶卷的第17大市场，2001年就已经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叶莺在“柯达中国”如鱼得水，正如她自己所说：“柯达和中国企业的合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