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子的作孽，什么办法都用上，又都不能持久。新校长见我难受的样子，有意替我背一段路。我婉言谢绝，第一次绝不能在他们面前示弱，我相信自己能坚持到底。
路也真够长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过去，还不见校长停下来。直到前面出现一个三面临海的村庄，远远望去象一只大象鼻子撂在海面上，这下总该到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果然进了村子，转过几道弯，来到一间古老的祠堂面前。校长才停下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不禁倒抽一口气，亏县文教科想得出，这涯崎小学可真是“天边海角”呀！
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劳逐渐消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想到这里离家四十多华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没有电灯，没有影院，几个同事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他们的内心更难捉摸。我对这次调动真的感到难过，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被发配到这荒凉的“边疆”来。尽管我工作一丝不苟，拼命干出成绩，只因为想报考大学，便遭如此报应，这就是现实呀！
两位教师见我闷闷不乐，热情地邀我到村里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条狭长的小街，两边开几爿杂货店和小饭馆。环境还清洁，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鱼和搞航海运输。只有妇女在家种田。但农业不是主要收入，许多人弃农经商到外乡当肩挑小贩。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开会，听取传达上级对“教改”的指示。那些对我不成问题，“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积极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早就是我所赞成的。传达者却列举种种思想顾虑，似乎教师都想不通，不愿意。下午是小组讨论，漫谈国内外形势。一些教师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形势大好，农民大倒”。大家反映增产不增放，一分工分几厘钱，社员对出工不感兴趣，经常聚在田头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的教师还举出不少具体例子。我看出这里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业务水平不低。他们的话很中听，不象城里的老教师，每次政治学习都讲些客套话、时髦话、恭维话，以此表明自己安心守纪，不得罪政治，甚至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组长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一点不接触实际。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然而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敢不执行？
大会结束前，党支书特地交代了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
开学几天，学生三三两两来到学校注册，他们随便闯进办公室，把假期作业和学生手册往我桌上一扔，说声“注册”就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有几个围在我背后，一边看我检查作业，一边大声议论。对这些热情而不懂礼貌的孩子，我感到很不习惯，但我尽量要做到初次见面就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后来我觉得这样围观闷得慌，提议到教室去。他们“轰”地一下跑开了，两位不愿走的老跟在我身边。
教室里几位学生正围坐在课桌上玩扑克。见我进来慌忙跑回自己的座位去。有一个仍坐在上面不动。我声称要点名，他只好下来了。我提醒大家点到名字的要站起来用普通话回答一声“到”。前面的都规规矩矩照办，后面有一位故意用本地话回答，引起一场哄笑。我不理会，又庄重地叫第二遍，他才改用普通话回答。女学生真怪，挤在一起，低着头不吱声，叫她们也不回应，一时拿她们没办法，比顽皮的男孩子更叫人纳闷。
正式上课，学生都到齐了，一共四十七位。他们对我没有戒心，这很好。但对我的讲课，好象总感到不够瘾。大概他们正对我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我会是他们理想中的一个。课堂上两位学生乘我在黑板上板书，竟然打起来。这可是我第一次碰到。下课后我严厉地叫他们来说明原由，其中一位非但不来，还扬言“老子就是不去”。我发了一点脾气，但没有用，我还没有在他们当中建立威信，他们并不理解我的话可能带给他们的好处。他们相信的还是我对他们的态度。看来，想教育他们首先必须使他们认识到我是他们的朋友。我感到有点难办，一开始就这么棘手，难道乡下的孩子不好教！
这里的学生对劳动很在行，也比较自觉。每逢劳动课我不用多指点，更不必强制，他们会干得很出色，只有在争吵时，才需要去调解。大自然的课堂比起令学生感到沉闷的教室，更有利师生关系的融洽。后来正是通过几次课外劳动，学生才对我亲热起来。
有一次搞勤工俭学去海边挖鸭嘴蛤（俗称，公玳）。一路上学生争着给我讲海里各种生物的名称，教我如何捕章鱼，捉蟹子要注意什么，哪儿可捉到青海鳗等等。还讲了不少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有关大海的传说。他们也许认为告诉我这些是一种义务，也是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海边，学生就像一群鱼儿回到水里，欢快地向前奔去，互相追逐着。我却感到一大片海滩，怎么也走不到尽头，一不小心踩上烂泥滩，踉踉跄跄走一小段费去好大的劲。学生已在潮水退落的地方挖捡鸭嘴蛤，我才最后一个走到，在他们指点下，学着挖了几下，不久就感到腰酸腿硬，只好借照看学生的安全站起来活动活动。看他们一个个干得挺起劲，一点不觉得累，自己感到不好意思，蹲下去又挖一会儿，还是没有能耐。学生见我不惯干这种活儿，劝我去休息。我想带他们早一点回去。他们都说，平常同家里的人来，时间要长得多。我心里暗暗佩服，一种务必教好他们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在乡下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我逐渐习惯周围的环境。闲暇时我常常喜欢到海边看浪潮，这是在城里享受不到的。一个人站在岸涯下独自向大海张望，无数浪花此起彼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象无数条银蛇同时在海面上爬行。风大一点，雪白的浪花前呼后涌，又象一群飞鱼在海上跳跃。而远处浪头扑打在岸石上，四溅的水花跟节日晚上的烟火一般。我常常看得陶醉，心里的烦恼和愤恨也一块被冰冷的海水冲走了，不再去埋怨这次调动了。
这里的村民对老师都很尊敬，学校几乎是村里所有中青人的母校。他们对学校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经常要谈起过去一些老师的情况，回忆几次有趣的活动。学校又往往是开群众会的场所。许多人，包括大队干部都喜欢到学校来聊天。群众对学校的老师十分熟悉，一些教师成了不少人的好朋友。村里发生什么事，很快就能传到学校来。
乡下的生活比较单调，偶而才放一次电影，遇到重大节日会有剧团来演出。有一次是省高甲剧团来村里演出革命现代戏。农民可以在自己家乡看到省里的剧团演出，是少有的。一大早人们就把广场的位置占满了，摆上自家的板凳，或搬块石头号上。那天是表演几个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节目。演员的衣著化妆接近农民的打扮，具有强烈的农村气息，缩短了与现实的距离，塑造的典型也是生活中可以找到的。人们不再感到空虚或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观众的注意力不再停留在评论演员的相貌服饰，而是被他们表演出来的高尚情躁，深深感动了。但高甲剧团演古装戏恐怕更自然，观众可以认定古人是那样说话，唱曲，连走路姿势也可能是那样。一到演现代戏，不得了，一看就知道是在“装腔作势”。
此外村里有一支业余宣传队，非常活跃，经常排练节目在村里表演，有时也应邀到外村去演出。学校里的教师几乎都是里面的成员，我也毫不例外地参加进去，上台表演过几次。我喜欢唱歌，在乡下，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唱一阵。我知道，别的不讨人喜欢，唯独唱歌有不少人当面赞扬过我，说我象“留声机”、“收音机”。一些人把我看成是歌唱“权威”，会拿一些音乐问题请教我，听取我的见解。我本可以利用这种幼稚和迷信，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声望，攫取他们更热烈的崇拜。但我无意将自己的歌声变为稀罕的货物，为猎取别人的敬重神秘起来，昂贵起来，把自己的快乐和满足设计在别人的热情追求中。我随时献出歌声，从没有考虑这将降低我的身价，使歌声成为廉价的货物。我相信自己没有把唱歌当作唯一的专长，也没有作为自己的事业，更不是理想的所在。但是上台去唱，效果往往差了许多。我仍缺乏成熟和稳重，每当舞台上的灯光对着自己，就感到象是处在法海大师高悬的衣钵里，动弹不得。观众的眼脸虽看得不太清楚，还是觉得有千百只眼睛同时盯在自己身上，于是手脚发颤，声音嘶哑，提不起调门来引亢高歌，发不出来自内心的声响，我的歌声便失去特有的热情和饱满。
回想起来，一个青年人不应该拒绝到困难的地方去，当年我做对了。要想使自己的生活多一点色彩，就包含有美好的，也有困苦的，有舒适欢乐的，也有艰难痛苦的。但不论在哪种环境，一样能发现生活中有益的教诲。我在乡下教书所经历和体会到的，远比城里要丰富得多，有趣得多。发配“边疆”不见得是件坏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