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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不光学生组织“红卫兵”，机关干部、工人农民、社会各阶层都组织起各自的“红卫兵”，可谓山头林立，都自称是最最最“革命”的。互相却在造谣、污蔑、攻击、陷害，为了一个“权”字进行你死我活的相拼，把人世间一切恶浊的行径都表演出来。一派人对另一派人实施残酷镇压，一心一意要将对手从地球上给清除出去。我有一位朋友在厦大读书，曾是一派“红卫兵”勤务组的头目，在一次“事变”中被对方捉拿，遭到严刑拷打，关在私设的牢房里整整一个月。后来在一位“地下群众”解救下逃出来，躲在家里养了一个多月的伤。当他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当初那股“捍卫”的革命热情，早已被“想不通”重重地掩盖了。
青年学生被激励着去冲锋陷阵，他们确实代表着一股新生的力量，代表着勇敢和无畏。他们中有一大批默默无闻，被人瞧不起的人闯出来，露出头角，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许多人对这些蹶起的人感到惊讶，以为过去根本看不出他们有成为“英雄”的一天。有的在背后哼着嘘声，以“英雄”的过去说明他们只是巧合，忌妒他们的走运，预测他们可能失败的下场。殊不知时代的英雄在不露声色的时候，是看不出有独特的一面，还常常被人埋没。真正的勇士在时机未到之前也总是深藏大志，隐若计谋，并不企图让人知道他是可以大有作为。但他们始终在不懈地努力，一旦时机成熟则全力以赴，顶天立地。那种古代“匹夫之勇”和单有舍身精神的“义士”，都不配做当今的英雄。平时“红”得发紫的人已毫无作为，也许是太满足，养胖了身子忘了翅子的作用。而受压抑的人却不停地在煽动翅膀。到了一次想象不到的暴风雨降临时，前者的翅子经不起狂风吹折，只好躺在地上喘粗气。后者的翅膀却强壮到可以跟风暴争斗，可以凭借狂风的声势舞出种种惊险的动作，让岐视过他们的“红人”抬起头来呆呆地瞧着。所以对人切不可过于附骥仰望，也不可露骨岐视。人各有千秋，漫长的人生路上，可能遇到的机会太多，料想不到的事会随时出现。各人的命运不会总是如此，历史的规律可以预见，个人的轨迹很难断定。尤其是一个处在生命力最旺盛时期的人，他的智慧和精力是无穷尽的，一旦环境适宜，便会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来。
对勇敢的“红卫兵”小将，我是寄于同情和支持。虽然他们当中也有“野心家”和“投机商”，但更多的青年学生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在大风大浪中显露聪明才智，有的为此献出生命。我有一位亲戚的儿子，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校品学兼优、出身单纯、按当时的标准，前途是无量的。可是“文革”一来，不但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还在一次“夺权武斗”中，因进攻对方“据点”，不幸触电身亡，成为他们组织的所谓“烈士”。也许他至死仍以为是在为“真理”，为“革命路线”而献身，是光荣、是值的。可是，除家人要为他凄然一辈子，熟悉他的人感到惋惜，至今还有谁记得？
这些天真的“红卫兵”小将就是这样被人拿来当枪使，成为不同派别撕杀的工具。一旦胜利了，他们就被放到应该去的地方。最后成果落在阴谋家和政治上的扒手手中。那些人在趾高气昂，称王称霸，在人肉宴席上欢庆他们的胜利，也同时准备对反对派施展更残酷的报复。正直的人们只会皱眉头，路见不平的也坐在家里喘粗气。许多人后来都眨巴着眼睛问：“难道这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如今，“文革”早已过去，当时简直象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突兀而来，凶神恶煞，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的道德，信仰全都毁坏。历时十年，震得民心、党心全乱了，只留下一堆烂摊子。后来都说是一场浩劫，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当时却认为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提起“文化大革命”就象是又一次盘古开天地，伟大得不得了。歌颂的诗歌，赞扬的文章，比稻田里的谷穗还多上几篓。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岁月里，我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表层上的几个斑点，更为深刻和惊人的事件就不是我一个普通人能了解到的。我只是以自己的眼光写我所经历过和知道的“文革”中一些琐事，以及我个人对此的感想，十分片面和局限，同时缺乏研究和思考。不够却都是真实的。
二、一个“逍遥派”的日子
“长征”归来，我不再相信这是一场值得为之欢呼拼命的“大革命”了。后来干脆躲在家里当“逍遥派”，组织上和行动上都不再加入任何一派。只在思想上多多少少袒护着其中的一派，憎恨那可能会胜利的另一派。有人说，这是同情弱者的缘故。当时在双方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常常在晚饭后溜到街上去，到几个大字报集中的地方去看看。大街上红红绿绿的标语早已占去各处墙上空白的地方，一列长长的大字报栏象一道歪歪斜斜的防洪堤，把店铺前面的走廊遮得严严实实，街道成了供观看大字报的场所。人们一边观看，一边相互打着招呼，把这里作为一个会面的场所，也有的正彼此窃窃私语。我猜这些人中大部分也象我一样，是个“逍遥派”，否则不会如此轻松自如。那些铁杆的“造反派”会在大字报前破口大骂，争论不休，甚至当场象互斗的公鸡“辩论”起来。再看百货大楼的制高点，几幅用整张白纸连接起来的大标语，十分显眼地写着：“砸烂×；×；×；的狗头！”“×；×；×；罪该万死！”姓名颠倒着贴，还打上红叉，表明要将他“就地处决”，当然这只是为了“搞臭”对方，不可能真的就“处决”了。邮电大楼那堵墙，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公布“最新消息”的地方。有一天几个架云梯、挥扫帚的“红卫兵”正在张贴一份长达二十几张的大字报。标题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每字有碗口大，写得毛茸茸的，“反革命”三个字用骷髅骨组成，好一付“触目惊心”的景象。许多人围观着，外面大街上还站着一排排手扶自行车的行人。那些在路边叫卖的小贩，只能寂寞地蹲在人们的大腿间，没人注意到他们。大家鸦雀无声，目光随着那几个勇敢者的动作上下移动，象是在观看一场杂技表演。之后悄然离去，始终沉默，大概因带有几分恐怖而纷纷“关紧门户”。其实大字报向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看而已，万万不能当真。我也没待他们贴完就走开了，这就是一个“逍遥派”的好处。
学校还在“停课闹革命”。一个“逍遥派”的日子可以随意打发，几个朋友聚在一块或打牌，或聊天，以此消磨时光。但聊着，聊着，又往往离不开社会上的派性斗争。有时也会为各自心目中认定的一派人辩解着，以至在“逍遥派”之间发生一场争论，直至脸红耳赤。看来，组织上行动上“逍遥”，思想上并不“逍遥”。我对这种“辩论”不感兴趣，我想到结婚，趁如此清闲完成人生一大盛事。再说也不能让美娟再单独一人在山区苦苦煎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度过这朴朔迷离的岁月。美娟也同意了。
在我意识中，婚礼是很简单的，不外是亲戚朋友请来吃些糖果，喝点美酒，让大家祝愿我们幸福，也让父母高兴就是。不料，母亲要用老一套来办，背着我买家俱，还说样式很好看，原来上面雕花刻凤，只是内容不再是古装戏而是现代剧。还有是房里贴了不少毛主席语录，算是当时最时髦的。我一看烦死了，脑子里被稀奇古怪的图样搅得意马心猿。我表示反对，母亲却生气了。做父母的真是奇怪，东西是我要用，我要比他们生活更长的时间，老想包办代替，把我当小孩看。我很苦恼，要孝顺父母就得受他们的摆布，接受他们安排的方式；要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就得背叛父母，使他们伤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又是“安床”，又是“下聘礼”，这边用红纸包着挑过去，那边同样挑几担过来。还把一些钖箔做的所谓“银钱”塞在我口袋里，撒在家里所有人头上，连地上水缸里都撒下一些，以示将来有“缘分”。虽是大破了“四旧”，民间风俗仍然根深蒂固，有它的市场。这种民俗的兴废是与社会文化的高低相关，不是靠剧烈的“革命”行动就能消除。
1967年4月15日，家里一片喜气洋洋，大人小孩都在忙碌着。我说不出是怎样的，太兴奋了或太紧张了，美娟就要到我家里来生活，我就要有一位最贴近的人，今后我内心的情感将随时有处可诉了，再也不必感到寂寞和孤单。大厅上客人们在高声喧闹，我躲到房里去打开一本新日记，这是我特意准备，作为记载我们俩人共同生活的本子。我写上了“代序”：
“我和美娟由不相识结为终身伴侣，我姑且认为这是属于天意。夫妻者是人类社会中最贴近的亲人。‘夫唱妇随’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我和美娟是有理想的青年，我们真诚相爱，坦白交换。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美娟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的幸福也是美娟的幸福；美娟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的痛苦也是美娟的痛苦。我们将相依为命，白头偕老。这本日记将记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喜怒哀乐。我对美娟有什么要求，美娟对我有什么期望，都将随时记录在案，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一种馈赠，是一颗心的表露，任何一方也无权怀疑它的用意。日记将同我们的生命共存。我和美娟是日记的共同主人，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撂下手中的笔，我望着窗台上布满春意的阳光，心里甜滋滋的，未来是多么美好。亲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