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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三个比我“资格老”，进“反省室”已两个星期，都是从公社“学习班”直接“转学”来的。一位秃顶老头，听说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肃反”时能坦白交代，且有立功表现，又没有民愤，当年定为“一般政历问题，不予追究”。“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阵子被揪出来“游街”过。“清队”一开始又最早被光顾。这次中队长公开说要翻“肃反”的案，认为当年对他的定性太轻，还说发现他解放后参与特务活动，是“双料反革命”，“九类”加“九类”属于“十八类”的“大人物”。这老头表面服服贴贴，平时扫地洗厕所，表现蛮积极。“批斗”会上也老老实实，叫他“举手”便“举手”，叫他“下跪”便“下跪”，但“问题”压根没有交代。
第二位是“特务分子”，还是个“中队长”，被审查前是一间小学的校长，中共预备党员。他的材料是农村大队送来的，据说是“同案犯”的揭发交代。他神情忧郁，整天愁眉苦脸。那时不知真象如何。只见他不停在写“材料”。十几年后我遇见他，才知道原来当时审查他参加的那个组织后来“平反”了，变为“革命组织”。他也就由“特务”而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如今已是一位离休干部，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再一位是一间小学的教导，“文革”初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过，这一次是“敌嫌”问题。他曾经在学校中对同事讲过：解放初他舅父做生日，那天他去赴宴，同桌十二人，除了他，其余的后来查出都是“兴泉水陆纵队”的特务。他显然在夸耀自己的超然。“清队”一来，他的自白成了可疑的线索，大家对他的问号打了一大堆，不肯相信他是那天桌上唯一的“良民”。又据“同案犯”交代，那次请客实质是一次“反革命聚会”，这下可是东海之水也洗不清了。可是他死不承认，整天面对墙壁拼命地抽烟，交代材料一张也没有写。
以上仅是一间“反省室”里的情况，比这更复杂稀奇的有的是。整个公社一百五十二位教师，竟揪出三十二位“阶级敌人”，占百分二十强。中队长沾沾自喜称这是个“巨大的成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大概是发现“阶级敌人”越多，他的功劳就越大。就象捕得鱼越多，渔民越高兴一样。为了创造“优异成绩”，他不惜抓住一点可疑的，就硬将一个人往敌人方向推，而且一定要证明他是个坏蛋才肯罢休。在他眼里，一个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了，诚实被说成是伪装、是狡猾。凡是跟敌人有过往来的就更值得怀疑。他实在是把敌人看得过于强大，而对自己竭力宣传的政策又缺乏信心，缺乏对毛泽东思想是可以教育人的自信。这种人当时却被誉为“警惕性高”，“阶级斗争观念强”，而受到大力赞扬。
大型“批斗”会后，他们又改用小组为单位，要来“挽救”我，当时叫“攻堡壘”。在一块空地上，“革命群众”坐着小凳子，围成一个大圆圈，约二、三十人。还是那几句口号声迎接我。组长命令我站到场地的中间去，大家怒声附和着，大概都想表示一下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照样先翻开“红宝书”，照样朗读那几段语录。这样的仪式完了，组长厉声叫我“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我毫不犹豫地把通信集邮的经过又重复一遍。没等我讲完，有人就喊起来：“何海生不老实交代，罪该万死！”其他人跟着嚷一阵。一些人七嘴八舌责问我，听不清是什么。组长起来打手势叫大家静一静，然后问：“何海生，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开头也说他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我回答说：“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我问你，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一个理平头的愤愤地站起来揭发。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我这些话后果很糟，下面立即骚动起来，“何海生企图抵赖。”“何海生玩弄反革命花招”“何海生负隅顽强，罪该万死！”……我只好闭上嘴，任凭声浪冲击自己的耳朵。
中队长突然走到我跟前，此人自称是个“大老粗”。“文革”中是公社“造反派”“东方红兵团”勤务组成员，“革委会”成立后当了公社常委，那时被派到“学习班”当“贫下中农宣传队”代表，兼任“学习班”中队长职务。他猛力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何海生，你们知识分子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么，干脆点，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到时候我建议上级宽大处理你。你看人家骆某某现在不是没事了。你这几天思想斗争一定很激烈，要斗得过。还是赶快交代吧！嗯！”
我干脆说自己头脑里已没有东西可斗，自从我把那件倒霉的事倒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多了，夜里也睡得着，再没有什么可担心受怕的。面对一个个愤怒的“革命群众”，我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在无的放矢，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
可这样的围攻还是一次比一次严厉，而且每次都有新花样，和所谓新对策。我仍然无动于衷，即不痛苦，也不紧张，我的神经衰弱好象已得到治疗。渐渐地小组里一些“革命群众”开始感到不耐烦。大家由于听不到一点惊人的材料而泄了气。听说当初把我揪出来时，中队长曾对大家预言：“这是一只大的，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可能还涉及到国际间谍。”于是许多人张大眼睛象等待一部彩色惊险故事片的放映那样，希望得到一点精神刺激，满足一次好奇心，改善一下“学习班”里普遍感到无聊、烦躁和单调的生活。那时因为达不到目的而扫了兴。也有的从我每次的反复“交代”中产生另一种怀疑，不再相信确有其事。虽然口上还在骂我顽固不化，态度明显在软化。也有的求情似地要我“早点说了吧！”免得大家跟我一起受罪，影响“清队的伟大成绩”。我很惘然，难道非要我变成“坏蛋”，大家才高兴。当然整天坐在凳子上喊口号，等待“敌人坦白交代”，“革命群众”确实比“阶级敌人”更受不了，更没有耐心。
小组“攻坚战”进行了一个月，我仍“顽固不化”。他们又改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把我放到所谓“深挖组”里，由专案人员直接提问我。听说中队长始终不肯放掉我，认为我不是一般的“特务案件”，而是涉及到“国际问题”。如能查出结果，说不定中央知道了都会嘉奖的。中队长实在是太抬举我了，他决定对我“升级”，要“加温加热”，用他的话说：“非孵出小鸡不可”。
他们先是用“疲劳战术”，两人一组轮番“轰炸”。有的装“白脸”，花言巧语引诱我，“我相信你当时幼稚，误入歧途。现在只要交代了，照样是好同志。”“交代了马上可以自由，可以去见老婆孩子。”有的扮“红脸”，动手动脚威逼我，“说不说，不说就捆绑起来，实行无实阶级专政。”起初我很有能耐地让他们的声音从我耳边飘过去，只是默不作声地坐着，或回答两句简单的话，“不知道”，“没有。”因为我确实无从交代，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有的叹气，有的暴跳如雷，一批批象走马灯似地从我跟前晃过去，从早晨一直到夜晚。
到了后半夜，我心里憋得慌，胸口闷得难受，脑子里嗡嗡直响，象装进一颗定时炸弹，感到马上就要爆炸似的。这时又来两个人，一个矮个，满脸络腮，尽管经常刮得铁青，他们还是叫他“大胡子”。此人当过几年兵，回来捞不到一个校长当，心里很是愤愤不平，对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特别恼火，好象是这些人不让他当校长似的。“你们这些人国民党时代吃得开，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哼！我看这次就甭想再溜过去。”他一来就冲着我没头没脑地吆喝，“你说，解放前你干过多少坏事？解放后又怎样与人民为敌？有哪些重大政历问题，赶快交代。否则，老子决不放过你。”我想说自己是生长在红旗下，解放前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解放后才参加儿童团、少先队。又一想，这种人只是他们临时借用的“棍棒”而已，他的特长就是对别人施行“专政”，何必跟他争辩，让他去嚷嚷好了。但他却非要我回答不可，用手死死拧住我的耳朵，“说不说？”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突然，我拨开他的手跳了起来，两只手乱挥乱撵着，象在拼命挣扎，同时歇斯底里般地喊道：“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大政历问题，我说过不知道，不知道。我实在受不了。干脆让我死吧！你们这是在逼供讯，是法西斯，还要不要党的政策……”“大胡子”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镇住了，或者以为我疯了，一时竟呆呆地望着我。他的沉默反而叫我害怕，逐渐冷静下来，觉得刚才的话有点说过头了。可我一退却，立即造成他进攻的机会。“好呀，你还会装疯卖傻。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说我们逼供讯，是法西斯。我倒要让你知道一点厉害。”说着“啪”地一声，他把一包装得鼓鼓的档案袋摔在我跟前，“这些都是你的材料，你以为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吗？你在大鸣大放期间猖狂向党进攻，被开除团籍有吗？”
“我已经被甄别，恢复团籍了。”我不服气地回答他。
“哼！你以为那就没事了！告诉你，永远是个污点，洗也洗不掉。”
我低下头不再作声，旁边那个“小白脸”开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