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被甄别，恢复团籍了。”我不服气地回答他。
“哼！你以为那就没事了！告诉你，永远是个污点，洗也洗不掉。”
我低下头不再作声，旁边那个“小白脸”开腔了。他老在用手指尖捋下巴那根黑痣毛，一付沉思的样子，一边观察我的神色，“你的问题，我们早就一清二楚，本来马上可以定案。看你年纪轻轻的，不忍心让你受到‘从严’处理，想方设法要挽救你。社会主义还是多一个人好么！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我只好感激似地点点头，心里不知这话从何说起，是你们执意在迫我离开社会主义圈子，还谈什么“挽救”。
“大胡子”随着铺开纸张，提过我的手往桌上一摔：“马上写，不写今晚你甭想睡了。快！”看我没有反映，他又拿手指关节边敲着我的头边说：“你当真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吗？何海生，我还没有见过象你这样顽固的。”最后一下，差点把我掼倒。我脸上热辣辣的，胸膛扼着一团火，然而我最终只能象一只受伤的野兽，吮着自己的血迹，让疼痛静静地在心里消耗掉。忍耐是唯一的办法，冷静是最好的策略，沉默才是有力的抵抗。
这两人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就往中队部走了。我知道自己招祸了。
这时东方已露出晨曦，寒气也格外袭人。我已没有一点睡意，心头仍闷得慌，脑子似沉重又似空虚，身子麻木象一具被施了魔法的海地“僵尸”。此时他们要是再让我干什么，我准被牵着走。但是他们却要批斗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而且不让我吃早饭就紧急集合。那情景就不用提了。我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终于昏倒在台上。他们还骂我“装死”，两个人硬扶着直到“批斗”结束，才七手八脚把我送回“反省室”。
“反省室”的看管人员见我已近虚脱的样子，赶紧倒一杯开水让我喝下，还到食堂为我打饭，一边安慰我：“没关系，问题说清楚了就好，饭是不能不吃的。”我这才体会到一点做人的价值和权利。“饭是不能不吃的。”我的未来不完全是这些人说了算。历史是公正的法官，时间是忍耐的证人。这位看管人员就是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那些日子他常在生活上给我们这几位“阶级敌人”帮点小忙。有一次还替我偷偷捎一封家信。当然，我绝不会在信里“搞串供”，我的目的仅想让家里人“放心”，“别挂念”，我告诉他们在“学习班”里“一切都好”。中队长对这位看管人员“立场不坚定”，“同情阶级敌人”的事早有所闻。只因他为人随和，善于应变，颇通世故，中队长才对他格外开恩。但后来还是把他调走了。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月，大会小会不知过了几场，他们从我这里仍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说实话，有时我也很难过，不是自己不愿给他们，是确实一无所有，让他们白费许多劲，彼此都是一场悲剧。接下来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再理我了。听说“学习班”即将结束，上面指示所有遗留案件必须抓紧了结。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我有一位“好友”，以前常跟我在一起推心置腹交谈时政。“清队”开始不久，他被调到“学习班”专案组当外调人员。在我主动“交代”之前，他曾劝我别把通信集邮的事说出来，免得招来麻烦。我“自我暴露”以后，他装得若无其事，开始躲着我。我也闭口不谈跟他在一起的事，免得拖累他。他从不参加对我的“围攻”和“帮助”。可是，就在“临解放前”的一天，他突然十分诡秘地到“反省室”找我；“你的材料我看过了，再不坦白恐怕会被‘从严’处理，而‘从严’不只是‘开除’，‘戴帽’，还会‘逮捕判刑’。中队部已在赶写‘立案报告’，过几天你们这些人都要从速处理。”
这不啻是晴天霹雳，我一下全懵了，毫不怀疑“好友”“舍命相告”。顿时，脑子里嗡嗡直响，产生种种幻觉，嘴上喃喃自语：“难道过去我真的犯了‘里通外国’的罪？当真干过不法的行为？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你不会骗我吧！”
“好友”再三表示，这是千真万确，他不骗我，是希望我好。此时我完全失却了自信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开始怀疑起自己。心头又是一阵阵狂跳，对周围的一切感到陌生，仿佛到了阴间地府。可是，即使我想交代，也不知道该交代什么呀！我恳求“好友”透露一点材料给我，好让我拿去“坦白”。“好友”象是感到十分为难，说不能违反纪律，万一中队长知道，自己要受处分。后来又象是不情愿地说是要我交代当时的通信内容。
我想事隔十余年，谁还能把信的内容想出来。依稀记得不外是谈交换邮票的事。我只好按过去与人交换邮票的套路，凭想象捏造几段交给他：“8月9日寄去三十枚邮票，请换给我动物、花卉等外国邮票。”“信和邮票已收到，谢谢！再寄去五十枚，希望能多换一点邮票。”等等。
专案组长接到我的“交代”，亲自出马给我“鼓气”，“你开始交代，很好！但不要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要的是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尤其是军事。”我恍然大悟。他们早已认定我为一名真正的“里通外国”分子，就必然要“刺探军事情报”。这根本就不是“审查”。按理说，对一个人的“审查”，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也是对他本人负责。结论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然而他们是一定要得到“肯定”，才肯罢休，才算“审查”结束，有了成绩。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我忽然产生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何不写一份近似“可爱的家乡”那样的文字作为“机密材料”交上去，看他们如何反映再说。
我写道：“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了许多工厂：有酒厂、印刷厂和农械厂。以前这里没有汽车，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乘车非常方便。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小学、中学、还办起大学……”最后我又补上“我们这里有飞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属于“军事”方面的。就这样作为通信内容交上去。
想不到他们收到我的所谓“交代材料”，竟如获至宝，当天晚上又是站岗又是轮班警卫，谨防我在“交代情报”之后，唯恐“报复”，感到“进退两难”而去寻短见。我再一次糊涂了。他们怎么没有分析出我的所谓“交代”纯粹是胡编乱造。如果我真是一名“特务”，象“这里有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类众所周知的“情报”，还用得着去提供吗？同时我也明白，他们手头根本就没有证据，而是靠诱供，企图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点也不是“重证据”，完全在轻信口供。
然而“好友”却笑眯眯地第二次走到“反省室”，把我叫到一边说：“你交代的材料，中队长很满意，不久就会从宽处理。只是还有一件事你没有讲。”“什么事？”“那边不是寄钱给你了么！”“没有呀！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一个华侨亲戚也没有，从没有收到过什么侨汇款。”我不禁大吃一惊。“你再想想看，或者是什么物资。中队部已派人到侨汇派送站去查存单，有证据的。”“肯定没有，这点我很清楚。”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你这个人真是，反正一点是麻子脸，两点也是麻子脸，何必留着尾巴呢！相信我，不会害你的。”“好友”十分殷切地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文格纸来。
我心里直打鼓，但秉性轻信，以往遇到的又都是一些呵护我，帮助我的人。我没有料到“好友”也会卑鄙地在出卖和帮着陷害一个无辜的人。我甚至对他仍存有幻想，也许他另有打算，真的在为我开脱。我更没有料到那些人会如此不顾党的政策，想方设法要裁赃一个好人。
事情已在背后悄然进行。12月30日晚，专案组长把我叫到中队部，拿出一张纸条叫我在上面签个名。我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见标题上写着“定案依据”，下文是：“何海生借集邮为名跟香港特务机关通信联系，向对方提供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对方的报酬，已构成里通外国的罪行。”我这一看非同小可，吓出一身冷汗。上面的措词跟判决一个特务所写的差不多，怎么会成为这样？我立即无力地申辩：“我不是借集邮为名，我真的在集邮。对方是不是特务，我早说过不知道。通信内容也有出入，你们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轻信口供。我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报酬，邮票是交换来的。”此刻我觉得好象沉入大海之中，嘴上说不清，手里抓不着，心里绝望极了，只是盲目地挣扎着。
中队长走过来抓住我的肩膀使劲摇了摇，大声吼着：“你想跟共产党开玩笑吗？翻案罪更重，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
“何海生，我们对你是实事求是的，会少写一些，也不会多加一点给你。你当时年青，误入歧途。这些我们在处理报告上会如实写清楚。你放心好了，上级会酌情处理。”专案组长说着又把两张别人的“定案依据”伸到我眼皮底下，“你看，他们两个不是都签了，还犹豫什么。今晚定了案就算对你审查结束。明天我叫他们让你回家一趟，你看怎么样？”
仿佛有几十张狰狞可恶的脸在晃动，几十种狼嚎鬼叫的声音同时在耳边轰鸣。我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忽然“明天让你回家”，象一幕海市蜃楼掩盖了这些妖魔鬼怪，眼前显出一付勃勃生机的景象：美娟手里抱着孩子笑吟吟地迎接我的归来，父母亲在一旁欣慰地望着我笑，女儿伸出双手细细地喊着“爸爸”。啊！我好象此刻才发现生活是这样美好，家庭是多么温馨可爱。已经将近四个月没有见到他们，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了？我的心又剧烈地跳起来。渴望回家的念头，一时使脆弱的心理获得发挥，天真地认为大概这是下面的最后一关。送到上面该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