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觉得比别人活得更有价值。
1977年12月，我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时医生不时来查诊，护士天天要打针，学校领导却迟迟不来探望。同事害怕被“传染”，确切说担心被牵连，或者因为我是个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来关心。不来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给病人一点安慰，消除病人的无聊，增强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给病人增添麻烦，最实在的还是好好休息。探病者并非人人都关心病人的健康而到医院去，他们各有所因。只有病人的亲属，才被病者的健康驱使着，显出最真切的忧虑和欢喜。病中还得识别形形色色的探病者，对待他们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感谢”。他们不来，我连“感谢”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打击，就连我在病中也不能幸免。1977年“调资”，按规定我属“线上”的，可以不受限制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老师已一致通过。可是公社有关的人操纵“调资”评议小组，给我编织三条“罪状”：一是1958年被开除团籍。二是“清队”中受过审查。三是1976年跟随“四人帮”。决定将我的工资“缓调”一年。尽管县教育局认为三条理由不能成立，应按规定给我“调资”，同时发给表格让我填写。但是有人就是不肯盖章，当时“地方割据”的势力，似乎比“中央集权”还管用。接着连春节职工生活福利费也不发给我。算是让我尝到苦头了。我在心里发笑，我甚至不愿与他抗争，无非少拿几十元，生活过得差一些，又能怎么样？比这更苦的时候我都熬过来，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还是有希望的，那些处处经营琐小私利的人不会有远大理想，他在攻击别人，进行损人利已的活动中，常常失掉了他自己的将来。但是对我精神上的打击，不能说不重。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有了希望，人民有了奔头，我正想为之积极工作，想不到有人却如此泼来满头冷水。
我一度感到绝望，病情没有好转，人间又如此冷酷，便又想到死。我在日记里留下遗嘱：
“我没有财产可以分配，两个子女希望都能长大成人，他们的将来应该是幸福的。从我的《心迹》里可以供他们找到一条路子，只要他们没有忘记生活的真实含义，只要他们象我这样不怕失败，努力攀登，我的《心迹》便是一笔有价值的遗产。”
墓碑和墓誌铭我已拟好。正面右上角是我的生卒日期，中间是我的姓名，左下角是爱人和子女的敬献。背后刻上“一个普通人的身躯湮灭了，其精神将在《心迹》里永存。”
我唯一牵挂的是未能将《心迹》写得更好。我这几年的心血全花在它上面，也许因此才不得不早早去见上帝。见上帝并不可怕，无非是被贬到地狱去，遇到的也只是几个小鬼，举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们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间的痛苦，也许还单纯得多。
希望别人都上天堂，从人间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将来的人应该是真诚坦白的，不要无端造出种种欺骗和怀疑，不要再进行激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但是，我还是不愿去死，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坚持学习报刊社论，相信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我看到报上提到“风派”、“捂派”、“溜派”之类的人物，知道党中央是英明的。虽然现实中要识别这些人，要揭露他们，还很不容易。群众是有觉悟的，这种人将越来越行不通，社会主义国家容不得“投机商”。他们的伎俩已经在几次贩卖中逐渐被人识破，他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政治“投机商”的命运绝不会比一个“革命者”更长久。
有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没有被杀死，我将躺着，流一会儿血，但我将爬起来继续战斗。”这就是我的想法。
现在回忆它，着重还在反映当时的一种心态，在复杂的环境中，人人都变得有点偏激，政治斗争又往往使人走向极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宽容，成为互相仇视的对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会里，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想一想。感到这一切同样都是不该发生的。
八、生于忧患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旅程，我想，该是好好反省一下的时候了。
我这一生经历过多次坎坷，从1958年的“整团”以来，我屡屡遭遇失败。被“开除”过，又被“甑别”了；“文革”中被“审查”过，又被“平反”了；被“下放”过，又被“回收”了。始终是个“有问题的人”，“转正”被拖延，工资被“缓调”。这世界何以如此跟我过不去？如此折腾我本人，难道就容不得我这种人的存在？难道我是个愚蠢透顶的人？一个贪婪刁钻的游民？一个不可救药的懒汉？一个不懂世事的白痴？别人在不高兴我的时候，常骂我是“书呆子”，认为这是加给我的最确切的定义。我果真如此吗？
也许我确有一种天真幼稚，不切实际的书生气，一股忠于国家，忠于真理的傻劲。但这跟别人认为的含义全然不同。他们以为我的“呆”是不善于见风转舵，不会巧钻经营，圆滑势利。还以为这“呆”是因为书读得太多的缘故。然而不是，绝对不是。虽然我常把自己关在房里读书写字，这时我会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要做的事业，我所苦恼的是自己的知识不多。我的思维总是集中在不满自己身上，这种不满却是我不断要求上进的动力。我也知道，一走出房间，接触了社会，跟陌生人在一起，我便常常失错。社会显示给我的是另一付模样，是我完全不熟悉，也是书上未曾全然看到的。而我还在用书上学来的，还有我固有的热诚去看待它。以书上描绘的美好世界来设计我的一言一行，我便完全失败了，错过许多良机。被人当成一个愚蠢的傻子，一个死板的书呆子。虽勉强活着，始终萎靡不振，不能根深叶茂。但是我不认为这一切是因为“书读得太多”的缘故。
也许我是一个懦弱的人，能说不能做，只会用“将来”安慰自己，欺骗自己，不愿去争得眼前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利。不敢给无理者以反击，虽在忍无可忍时也想过不该书生气，不该幻想靠别人的多情来生活，又觉得那样太无聊，空费时间和精力。使得别人日甚一日地蛮横起来，不把我放在眼里。
也许我太过于“绅士风度”了，企图以二十一世纪的灵魂活在当今社会里，势必要受欺。那适于生长在“将来”的人，是不适于活在现在；适于活在现在的人，正洋洋得意地享用着眼前的一切，看轻那适于生长在“将来”的人。
也许不公正的政治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毁了我的理想前程，才变得如此多愁善感。只要有人明显表示对我的蔑视，我就自觉矮了三分；只要我发觉自己十分孤单，就心里发怵。一位同事在路上连打个招呼都不肯，我便从那冷漠的目光里感到猥亵，感到人生的可怖和无意义，以为自己的过去全错了。
也许我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激动，一愤怒就失去冷静，不管大事小事琐事，一味要有所反应，达不到目的就气馁，胸中闷着一股气，以为别人总跟自己过不去，企图显示自己的不可侮，又不看对象不考虑后果地跟别人吵起来，将事情搞得更复杂，矛盾更深。伤了一些人的感情，事后又不善于处理由此出现的坏局面，绷着脸只想等对方态度的转变，却使裂痕越来越大，变为真正的对抗，使自己原来是有理受欺，变为无理粗暴。这些愚蠢的行为虽然只占我生活中极小部分，它产生的后果往往占去极大部分。造就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
也许我总是不听从别人的“劝告”，“骄傲自大”，一心想“出人头地”。也许吧！一个人凭借个人奋斗，在成名成家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福祉，这有什么不好？如果我是那么“听话”，“善解人意”，我还能有一种向上攀登的冲动吗？所有“向上”的举动在中庸者眼里都是危险的。
也许我失败的原因是人们不敢承认的。试想一想，如果没有“大鸣大放”，没有“整团”，没有那一次人生的转折。我将走向另一条路，而只要让我进入科学领地，我这种老是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脾气，这种总想创新向前的愿望，一定可以在这块田地上耕耘播种结出成果，我也就不会是“骄傲自大”，“不听劝告”。我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完成我想做的事业，我的意志和信念可以保证我的工作获得成功。
也许我常常轻信别人，自以为是老实人，别人也该有一副好心肠。后来上过当，受过骗，也开始了怀疑，有时就防碍了跟别人友好相处，使原来坦白的事变得隐晦，使自己不必要地躲开一些人，自造孤独。这种由幼稚轻信，变为固执怀疑，不是成熟的表现，而是做人的失败。我也想过，如能在一个高尚的准则下，诚实，但不对任何人诚实；狡猾，但不对所有的人狡猾，因人而异，因事而论，该多好。但归根结蒂不在怎样为人，而是社会风气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国家就不敢正视困难，不敢暴露存在的问题，对人民采取瞒和骗。一提形势总是大好，一年比一年好，如此算来，我们该是很好很好了。用一个“好”字掩盖了许多不足，老实人听了很是相信，逐渐也有了怀疑。狡猾的人早就不相信，连真正的好也表示怀疑，并不断给老实人展示一付阴暗的面子，以他不信任人的眼光看去，一切都是不可信的影子。这种人不但以这一点害了自己，还想“忠告”别人。但他们深知其中奥妙，从来不去公开反对。唯有老实人一旦知道受骗，总要表示极端的反感，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社会上确有一小撮人以欺骗为能事，以骗人上当而沾沾自喜。他们以为有这一招，比别人高明。大家虽称他们为“狡猾的家伙”，却没有一点痛恨的意思，等于默认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的实用性。这种人以为编几句谎言就可以得到别人的支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