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痛恨的意思，等于默认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的实用性。这种人以为编几句谎言就可以得到别人的支持，可以在不了解内情的人面前博得几声赞同。但也可以在正直人眼里显出几份丑陋。而谎言一旦被揭穿，得到的是更大的憎恨和对以前所有的推翻。人类在科研和生产中“狡猾”一点，“复杂”一些，使自己的思维适应千变万化的自然界是可取的。如果在人与人之间无端造出骗人假象，迫使别人时刻警惕，在待人接物处世弄权方面兜圈子，实在是可悲的。我年青时受过几次宣传的骗，曾经以极大热情欢呼那些“新成就”，满怀崇敬的心敬仰那些“英雄人物”，并积极行动去响应种种“号召”，虔诚地把教导的话句句收入脑海，作为真理的发现，高呼“要不是经过‘整团’，我将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一再表示感谢别人的“挽救”，甚至象听信巫师的邪说，毅然掐死自己的亲人，以求“升天”的信徒，对一位朋友做出近似于背叛的行为。待到后来明白“新成就”里混杂着虚假的东西，“英雄人物”有着人为的塑造，“号召”里头是骗人的把戏，所谓“真理”也在瞎说，我已经吃了不少亏。
虽然从小受过的教育和一切美的东西要求我去做一个尽善尽责的人。现实却一再告诉我，诚实不得。但我还是不愿去学乖巧变圆滑。固然不该轻意相信别人的话，也不要固执地不相信任何人的话。不该改变自己的天性去适应别人的意志，虽是吃亏碰壁，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仍可以走得更好。二十年来我走了不少弯路，照理说，我该象所有受过磨难的人那样沉默寡言，胆小谨慎。可是我没有。别人因此视我为“书呆子”，父辈们失去劝告的热诚，朋友不再相信我的未来。我认为过去的革命者，在当时那些麻木的人看来，又何尝不是一群“傻子”、“叛逆”。可是社会恰恰需要这些“傻子”、“叛逆”不时去推动一下。要是大家都稳健起来，社会将停滞不前。再如果大家都互相欺骗着，互不信任，恐怕到了世界末日还不知道呢！
回过头不能不看到那些善于乔装打扮，掩饰是非，左右逢源的人享通八面，他们活在这世上最走运，最受宠，是时代的佼佼者。他们最少吃亏，极少碰壁，把一切都处置得十分完美，为自己经营的算盘打得最精。可惜这群“幸运者”于社会毫无进益，他们只能绕着自己的小天地团团转。因为尚要远征、冲刺，便容易失错，而碰壁失错，在他们看来最不合算。他们又相信着欺骗的真理，看不到真诚坦率的存在，永远只能这样为自己着想着，打算着，满意着。
一个人可以在言谈中，被别人当作傻瓜，也允许在行为中有许多过错。只是在灵魂深处，必须时时反省：有没有放松为真理而努力，有没有做一点事使将来变得有望，这才是至关重要，和不该丢弃。我所遭遇的一切并非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完全是别人施加于我。我虽然失败了几次，还没有到了穷途末路，没有被周围的浊气熏倒、僵死。别人的轻视，并不表明他的强大，我也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如果我为此感到害怕，才是真正地失掉了；如果我为此玩弄才智，花费时间和精力，才是大错特错。别说我的心胸有多狭窄，我的“将来”也不复存在。我始终在思索，时时充满信心，使自己超脱于无聊的争斗。同那些愚昧地相信命运的人，又有不同。阿Ｑ的胜利只是一句空话，一种自我陶醉，他是不作任何努力的，我却一直在努力，并且有勇气面对失败，坚持自己的事业。我不是一个只会埋怨数苦的人，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我虽一次次跌倒，却一次次爬起来，继续前进，我从来是不甘失败的。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73年的辞职演讲中有一段精彩的话：“这个人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他英勇地进行斗争，他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因为没有任何努力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但是他确实努力干，他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他献身于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他知道在最好的情况，他终于将得到胜利，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最糟的情况，如果他失败了，也至少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的。”
我不正是“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吗？我虽不怎么“英勇”，也断断续续地“进行斗争”，我当真是“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但是我“确实努力干”，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如果我“失败了”，除了“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还有是我自身的缺陷，智慧和能力的不足。如总统一样，从他走过的旅程，谁也不能否认他取得的成绩，虽然他又恢复到一个“普通的公民”，他终归不是走过场的。我虽然没有总统的业绩，我并没有白费时间，我一直在从事我认为“有价值的事业”。我还会不断努力，尽一切能量，默无声息地努力，努力而终无成效，我可以死而无憾。未来始终存在于我的前面，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我也不后悔。如果我后悔，我早就成为一个圆滑势利的小人，或做一个安分守纪的奴才。即使我的反省，也不是为了求饶，更不是为了退却。将来虽说还看不到，但是我看到自己在努力，我就感到有希望，希望寄托在人类进步的将来，对自己可以不存有多大的幻想。因此我无须改变自己，我忍受着并相信人们的看法是那么容易随着一个人的兴衰而改变。
经历1976年这场运动，我觉得自己被人误解得太多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释放我的热情，我不停地思考着。
自从1964年走过人生岔道口，一个新的理想就开始萌芽，但一直是滞留在我的心里，它不时躁动着。我也无时不想把它变为现实。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我为生存奔波。心想，等生活有了保障再来努力吧！后来又被疾病拖累了，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发作，疼痛难熬，一个时期怀疑引起心脏病变，对活下去的念头更加强烈，便想什么都不干，治好身子再说。那些年点燃在心里的希望，没有因不幸的遭遇而破灭，那时更不能因疾病而退却。我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请教名医，试服偏方，象相信上帝那样，虔诚地吞吃药物，把大碗大碗的草药毫不迟疑地送进肚里，可疗效甚微。我又坚持锻炼，做气功疗法，靠着书本，按照说明和图解，一招一式地学，硬是把二十四式太极拳学会了。我不是为长寿来保养身体，我更强烈的愿望是为我的理想恢复精力和体力，期待有一天能承担这一重任。
1975年风湿病有了好转，我开始拼全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东西，这时神经官能症却来了，经常失眠，有时整夜睡不着，我的脑力又给摧毁了，不能持久看书写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深入的思考，作文只能匆促而过，企图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构思，想到写到，杂乱无章，刚开头又近于要刹尾，想再拉一点，则成了拖泥带水自相矛盾，除了通篇不满的词句，没有一点实在的内容。我又象犯了过错，遭遇挫折那样，垂头丧气，毫无把握。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健身怯病上面去。
其次，我也不敢指望能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一点文字。一个时期文坛上崇尚什么，只要看当时那些搬笔弄墨的人是啥样的，便可知其一二。“文革”中我曾认识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大讲特讲“高举”、“突出”，强调“思想性”，“政治性”，就是不讲现实性和人民性，象赶时髦似地研究“当前的需要”。如此产生的作品，作为一个时期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要想有深远的意义，恐怕就不是这类人写得出来。我看他的作品就不说实话，象鹦鹉学舌重复着报上的宣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的作品只能给人一种故意造作的感觉，而不是情感的流露，更不是现实的写照，只是在堆砌词句，做文字游戏。他甚至自吹：“不用到现场，就能把一个事件写得绘声绘色。”如此踌躇满志，怎么会想到去揭露黑暗，激励人们创造未来？可是他的文章却能得到发表，可以成为一名“文人”。我就大大不如，那种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我既无能也不感兴趣，除非我也去说假话，但说假话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我只好把理想一直埋在心里，埋在我的日记里。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扣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终于脱落。人们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重新获得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状况此时也大有起色，这正是开创事业的大好时机。我立即从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记本——重新请出来。
当那些“反革命”摆在我的桌上，我顿时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喜悦，象一个守财奴望着金灿灿的元宝，激动不已。可惜这次“隐藏”的时间太久，日记本已经潮湿发霉，上面有些字迹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虫严重咬伤，本子散了架，成为一堆纸片。我只好一本一本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这里面有记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评击，但要想从中理出个头绪，选取有意义的东西整理归类，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当初记日记不是创作，那时的整理却经历着创作的艰辛，比重新构思去写一部小说还费事。
有时，我会感到十分遥远，一位朋友曾劝告说：“现在已经不是搞文学创作的年龄了。再说，我们的制度还不允许发表有损领导者利益的文章。”年龄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来弥补。至于能不能发表，确实是个打击，但那时考虑这样的问题为时过早，我倘不知道要写的文章是啥样。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风格，只要它是独特的，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我就不必为何时发表而操心了。
问题是怎样个写法，我的日记似乎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我记下它们的时候，也未曾想过要为一个主题服务。而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