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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勋回忆说：林昭走进接见室时，其脸色苍白而瘦削，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她。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赵登禹忠诚果敢，一生勤苦耐劳，慷慨好义，有燕赵豪杰的风度，生得体格魁梧臂力过人，传说他曾只手搏虎，所以绰号“打虎将”。七七事变，日寇进犯南苑，他躬冒战火，身先士卒，和顽敌死拼，我军士气为之大振。赵不幸身负重伤，士兵劝他离开火线，他含泪答说：“命在旦夕，你们不要管我。城内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说：‘忠孝不能兼全，万一不幸，她儿子为国死了，也是光荣，不用以我挂在心里！’”话说完，就与世长辞，年仅42岁。
张自忠曾被国人诬为汉奸，因此他誓以一死自证清白。台儿庄战役前，他训话道：“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惟独我张自忠不能！我的冤枉，只有一拼到死，才能洗刷干净！”他又接受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采访，表示：“现在的军人，简单讲句话，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因为中国所以闹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的危机，团结御侮，敌寇绝不敢来侵犯。我们军人今天要想洗刷罪恶，完成对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
张自忠死前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1938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殂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发出了“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他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1942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浏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4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1940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俞颂华离开重庆到香港。他说：“我们所珍重的是名节……名利身命，粪土而已！”香港沦陷后，他在友人的店中当管账员。在日机的轰炸下，他坦然地对朋友说：“吾人所重者，志节。身命土苴耳。今其试验时矣。”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曹聚仁说：“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并杀害于苏门答腊武古丁宜附近的荒野中。事实上，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一直受到日军的监视。职是之故，郁达夫对自己最终可能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每年岁者，例作遗言，以防不测”。
顾准说：“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十七、绝命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写道：“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李鸿章逝世前说：“俄国在满洲扩展其势力，不妨袖手观之，因为日本必然不会漠视这个封豕长蛇般的敌人。时机一到，必起而相战。两虎相争，两败俱伤，我们就有可乘之机了，同时再借助欧美的力量谋求恢复，这便是我们的以毒攻毒之计。”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送梁启超到日本使馆，由于不懂日文，只好与日人笔谈。谭嗣同写道：“梁君甚有用，请保护之。”日人写道：“君亦应留此。”谭嗣同一笑置之。其时，梁启超面如土色，谭嗣同则意气洋洋，一如平日。事后有人问谭嗣同为何不一起留在日使馆，谭答道：“中国眼看就要被瓜分，我没有心再活下去了。”
谭嗣同在牢房墙壁上的题诗写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他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前给妻子遗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临时政府会议期间患病，告假南归。2月25日去逝，临终之际大喊：“死后必须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记台湾啊！”
罗振玉挽自己说：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1916年11月8日，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5岁，去世前口授蒋百里代写遗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的要求遭到拒绝，“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全国示威游行，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王国维早年负文名，有海宁四才子之目，然贫困不能自给，投身罗振玉所办之农报馆，屈尊做校对工作。一日，罗到馆办公甚早，听到王在朗读《庄子》，音节苍凉，不禁奇之。与之一谈之下，更是叹赏不已，遂收为弟子。两人后来一度交恶，但王投水自沉后，罗却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
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弥留之际说：“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让邹韬奋等人悲痛至极，沈钧儒读了邹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慨然命笔，赋诗四首，最后两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