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 第33部分

①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77页。

②　张彻（1922—2002），原名张易扬，浙江宁波人，香港著名导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侠片的象征性人物，影片《独臂刀》开创票房过百万的纪录。

直到1966年5月27日，《天龙八部》连载了近三年。由于连载的时间跨度太长，出场人物有数百个，情节错综复杂，每天写一段，仅年龄、时间就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也有人批评结构松散，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美国华裔学者陈世骧酷爱此书，两次写信给金庸，称誉“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以陈氏之学术地位，从文学批评高度对此书所作的评价，自然令以“讲故事人”自居的金庸受宠若惊。另一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夏济安也很推崇这部作品，陈世骧从日本路经香港，第一次与金庸见面吃饭时，特别告诉他一件事，夏济安有一天在书铺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画了四个人，神情相貌很像“四大恶人”，就买下，并写上金庸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托陈世骧转寄给他，陈随手放在杂物之中，结果再也找不到了。

陈世骧、夏济安的赞许令金庸欣慰，他在1969年8月说，“夏先生和陈先生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人，他们对我不像样的作品看重了，我觉得很光荣，同时也很不好意思。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什么价值重大的作品出现”。①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31—32页。

第九章　查良镛社评

一、预测“文化大革命”

1965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六周年，从最低谷的6100份，至此日平均发行稳定在8万份以上，星期天超过11万份。（这年8月6日，《明报》在头版刊登消息：“本报1965年上半年度销数继续上升，每日平均净销数已增至80200份，上述销数业由英国联邦出版销数公证会证明。”）金庸社评说，最近增加伦敦、纽约两位特派记者张夏、吴嘉墩的通讯，其他地区的特约通讯也在发展中。这一年，世界性的通讯网粗具规模，过去一般国际新闻靠外国通讯社提供，消息虽快，却是外国人的观点，《明报》努力发展、组织国际通讯网，重点是“中国人观点，香港人观点”。7月还要增加几个周刊，包括经济、商品、内地和台湾新闻，特别是加强内地新闻的报道。

当时，香港记者不能到内地采访，香港和海外对内地知之甚少，金庸看中这一点，在《明报》大量报道内地消息，作为主要特色吸引读者。

随着报纸业务的发展，湾仔谢斐道399号的社址显得太狭小了，1966年9月19日，《明报》搬到北角英皇道651号的南康大厦，先租用十楼全层及地下半层，后又陆续租用了两层，地下和二层放机器，十楼是编辑部，员工餐厅在顶楼。

正值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明报》对摧毁数千年文化表示了强烈反感和抗议，尽量报道这场斗争的过程和内幕消息。金庸执笔的社评更是独辟蹊径，预测政局走向常常准确，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3月1日，他在社评中分析：

……最近加纳总统克鲁玛到北京，赴机场欢迎的首脑中，赫然有林彪在。林彪久不露面，这次出现，相信也有特殊意义。可以想象，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重大的变动。①

他预感到了内地政局的微妙变化。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遭批判后，4月19日，《明报》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率先在香港报纸中披露这一重要消息，大胆预测这是一场全国的群众性批判运动的信号。5月6日，内地已处于大动乱前夜，海外舆论普遍没有意识到中国将会发生什么，金庸在《郭沫若认错求饶》社评中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世人所知”。这一预测一语中的，当时很多人却不相信，有人还对他提出批评。

《三家村札记》是邓拓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合写的专栏。与他们同时被批的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及《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报刊，5月10日、12日、20日，他在《明报》连续发表《彭真出了事么？》《彭真之头痛矣！》《“大老板”是谁？》等社评，“相信不出一个月，中共就会正面清算这位‘大老板’了”，点明这些批判的矛头实际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

5月26日，他在社评《是谁发给营业执照？》中说，拿“三家村”大做文章，不仅是要揪出彭真，“现在的问题，不单是老板的问题，要追究比老板更高级的人物——是谁发给营业执照？这问题可更加严重了，牵涉到的，一定是中共党中地位极高的人物”。虽未点名，刘少奇已呼之欲出。半个月后，彭真被撤职，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6月4日，他在《彭真罢官》社评中分析：

①　《黄克诚复出任职》，《明报》1966年3月1日。

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彭真是不是真的“大老板”？如果他是大老板，那就罢了。要是在他之上更有大老板，那似乎要牵涉到刘少奇了。因为“刘彭”关系向来十分密切，两人的个性和作风极为相似。……

这场尚未明朗化的大斗争，有一个要点是很明显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之继承人位置已不巩固。本来，“毛去刘继”是众所公认的事，现在却变成了“未必啊未必”。未必不是他继承，也未必一定是他继承，总之局面是动荡得很。

8月13日，《明报》的报道预言中共高层领导内部将发生人员变动，林彪得势，仕途不可估量，15日，他的社评即以《林彪得势，全面推进》为题。19日，他在《天安门与玄武门》社评中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斗争，林在党内的地位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刘从第二位垮到第八位。这是暂时性的，恐怕不久就会像年羹尧那样连降十八级，像莫洛托夫那样去做外蒙大使，像马伦可夫那样去做偏远小镇上的水电站站长。今日天安门有点像唐朝长安的玄武门，李世民打垮太子李建成，皇位自然由他继承了。周恩来都在极口颂扬林彪，可见其余了”。

当时，北京还没有正式向外界宣布这些消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预测多数准确。

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登上“文革”的舞台，扮演极为重要而又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角色，8月18日、31日，毛泽东接连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量的报道都是红卫兵如何改路名、改招牌、剪头发、赶修女，等等。8月24日金庸在《红卫兵大闹北京城》社评中一语道破红卫兵运动的本质，中心还是“权力斗争”。9月10日，他在《“炮打司令部”》社评中再次说，红卫兵的真正目的决不在改招牌、斩鞋尖、剪头发，这些行动只不过是“立威”，“根本目的是斗争党内的当权派。……身在北京而居高位，却无资格到天安门广场去出席大会之人最是岌岌可危”。

当他在报纸上公开提出红卫兵运动的真正目的是打倒刘少奇时，刘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这不能不令世人震惊。香港的左派报纸纷纷抨击金庸和《明报》“造谣”，不料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

11月29日，林彪为海军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次日在《解放军报》头条位置发表。12月1日，《解放军报》又发表《海军全体指战员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心书》。12月3日，远居香港的金庸发表社评《林彪渐露跋扈相》：

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彪此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

（1969年在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后，7月3日，他在《林副统帅，功高震主》社评中预感，“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共内部又开始酝酿”。）

1968年1月2日，他发表社评《极左派红卫兵将受整肃》，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新一年五个任务的措辞推断，红卫兵在今年之内将逃不过被整肃的命运。8月6日他在《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社评中断言：“这场大斗争，不管中间有多少反复，有多少曲折变化，最后的结果非常明显：红卫兵永远不可能得到胜利。如果哪一天红卫兵真正在全国范围中取得了胜利，我们的社评立即收档，从此不写，因为这是事理之所必无。如果这样浅白明显的事情也看不通，也下错了结论，哪里还有资格评论天下大事？还不如及早收档之为妙。读者们如果不信，不妨将这篇社评剪了下来，立此存照，看我们的判断会不会掉了眼镜。”

当江青炙手可热之时，他在1967年12月15日的社评《“算老几”江青失势》中却说：“江青的突然崛起，当然百分之百是仗了毛泽东的势，她自己本人在党内有何资历？有何贡献？有何才干？有何实力？所以中共党内许多人提到江青时，只称其为‘算老几’而不名。”

1968年5月27日的社评《女主弄权，必斗将相》讲到吕后，武则天，“太阳底下无新事，许多事件似乎很现代化，其实其真正本质，和一二千年前的事并无多大分别”。

12月28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