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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他的社评《电影明星和自杀》说：“若不是凭着毛氏个人的威信，中共的功臣宿将早已将这个过气电影明星解决了。……江青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大权独揽，要么就给秘密清算，长期软禁。……但以江青为人，在毛逝世之后，是绝对不会脱离政治圈的。……国家的政权是一种极为猛烈的毒药，身体抵抗不住而偏要去服食，那是非死不可的。”
“文革”以来，《明报》头版几乎全是“文革”的报道，他开辟“北望神州”专栏，还推出“乡土”版，每隔几天就出一期，每期至少占半版，后来发展为“中国消息”版，成为香港乃至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他报纸纷纷仿效，开辟内地版）。内地稿件的来源一是外国记者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或来自外国通讯社，或译自日本报刊。二是转载红卫兵报刊上的文章，先后转载过《江青上海滩演业史披露》《王光美日记摘录》《红线女日记摘录》《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真面目》等“秘闻”，以及“陶铸问题专辑”、“上山下乡专题”等。红卫兵小报为他和《明报》提供了判断国内局势的“原始资料”。1968年6月4日，他的社评《读红卫兵报，提高警觉》说：“近两年来搜罗中共各地出版的‘红卫兵报’，不遗余力，只要见到有价值的资料，总是千方百计地觅来用作参考和发表。因为官方报章杂志受到严格控制、审查，‘红卫兵报’往往透露了许多内幕，‘乡土’版总是不加改动地原文照登。重要的是，应当从资料中去发掘事实。至于这些资料中所表达的意见和结论，就大有选择余地，你可以同意，可以接受其一部分，也可以全部否定。”
刘少奇去世的消息，《明报》率先报道，金庸相信这是全世界首次以文字公开报道。由于《明报》对内地的报道特别详细，评论分析比较客观，不仅吸引了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读者——订户中包括各国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外国著名报纸和外国使领馆，在香港本地的读者面也不断拓宽，包括了知识分子的极大部分，除了大、中学生外，还有商人、大学校长、教授、教师、医生、律师、公务人员、艺术家等。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的调查称，他们学校的学生中，《明报》的读者极多。到1968年，《明报》日发行量突破12万份，以后稳定在10万份以上。中国新闻成为《明报》的窗户。外国通讯社常将《明报》的独家消息拍发出去，登在全世界的报刊上，美国《纽约时报》、日本《读卖新闻》等三大日报，都译载过《明报》的独有消息。外国的报纸、刊物、大学和研究所开始重视《明报》，《明报》略具国际性报纸的雏形。金庸在1969年谦虚地说，这只是“很简陋和微小的一个开端”。
二、“讲故事人”
经历“核裤论”以来的笔战，金庸在政治上与《大公报》处于对立的位置，但《新晚报》编辑部的一些老同事仍和他友好，没有敌对，包括罗孚、梁羽生等人。
1966年1月罗孚和黄蒙田合办的《海光文艺》月刊不属于左派阵营。在当时壁垒分明的政治气候下，他们想办得灰色一些，不分左右，接纳各方面的作者、观点，不但提倡严肃文学，也提倡通俗文学。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者，罗孚想将梁羽生、金庸的小说做一篇合论，作者最好是他们自己，希望由此引起一连串的争鸣和讨论，扩大新刊物的影响力。罗孚找梁羽生谈了想法，梁感到为难，怕引起误会，经不住罗的动员，梁才勉强答应，不过说如有人追问此事，要由罗出面顶替。罗一口答应。
梁羽生与金庸相交十八年，当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饭，两人私下里开玩笑都以师兄弟相称，相知不可谓不深，此时因左右壁垒，已不大来往。
当时《天龙八部》正在《明报》连载。梁取“同说之”之意，化名“佟硕之”，写下长达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评述两人所受的文化影响、各自作品的特点或优缺点，从创刊号起，在《海光文艺》连载了三期。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中国式的）甚浓，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金庸的小说常运用电影等手法，情节变化曲折，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处，但有时往往刻意追求离奇，变得情理不通，前后矛盾，无法照应。
金庸的手法由于更能接受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则似乎比梁羽生显得更“新”了。……《书剑恩仇录》里香香公主出现的镜头（交战双方兵士都为她的美貌震慑，几乎连要打仗也忘记了），也使人联想起《荷马史诗》中艳后海伦在城头出现的镜头。
可能因为金庸做过电影导演的缘故，在小说里常有运用电影的手法。……这可说是金庸独有的特点。
文章指出，在人物的描写上，“金、梁二人各有所长”。“金庸擅长写邪恶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士型侠客，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
在论及各自作品蕴含的思想时：
如果说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欧洲19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则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在他后期的作品，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好莱坞电影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人性的邪恶阴暗面，思想基础是建筑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思想上，如果说这也算得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话。
好莱坞电影的另一特点，也是近年来流行的题材之一，是强调“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恶事，都是由于某一个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干出来的，因此恶人也就都可以原谅。
这些评论只是一家之言，对金、梁各有褒贬，大体是客观、有分寸的，评论的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外界不知道“佟硕之”是梁羽生的化名，《大公报》高层还是有少数人知道了，他们读了这篇“合论”大为光火，指责梁羽生对金庸批评得不够，客气得过了头，有失立场，其中就有一起写《三剑楼随笔》的《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
“五月风暴”时，陈凡重提这篇文章，认为在这种“敌我矛盾”中，梁羽生居然还称赞金庸，实在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气愤之下，甚至警告他——你这样说金庸的好话，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可见陈凡那时对金庸的敌意之深，在他眼中，站在港英政府一边的金庸无疑是“汉奸”“卖国贼”。①
罗孚请金庸写一篇回应文章，希望他也长枪大戟、长篇大论，在《海光文艺》来一番热闹。但他只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短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艺》1966年4月号：
而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6，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
他说自己不像梁羽生兄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并不无嘲讽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的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梁羽生以子之矛回敬老友，在《海光文艺》第5期发表《著书半为稻粱谋》，抓住金庸1957年10月5日在《新晚报》发表的《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一文。当时金庸把主题思想作为四个标准中的第一个。
“讲故事人”也许是金庸的自谦，却道出了实情，“文学的故事性”本来就是他的追求。他之所以写武侠小说，“这也不是故意的。哪个小说家写哪一种体裁的小说，有时是出于偶然的因素。那时候《新晚报》需要武侠小说，我就写武侠小说，如果他们需要爱情小说，可能我就写爱情小说”。②
① ＇澳＇刘维群《梁羽生传》，349页。
② 1994年11月他对冷夏说，见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399页。
三、《侠客行》
金庸从未以写武侠小说为职业，自1959年办《明报》，办报是他一生的事业，写小说只是一种副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写小说连载只是要增加点读者。等到《明报》的基业逐渐稳固，他“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①
1966年6月9日，在《明报》出现一则预告，“金庸武侠新著《侠客行》后天开始刊登”。6月11日，《侠客行》以李白的诗开篇。当天头版的社评《只有“少数几个好的”！》是对“文革”的评论，大致说，已受整肃或罢官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有夏衍、茅盾、田汉、吴晗、周信芳、贺绿汀、邓拓、秦牧、陈荒煤等，指不胜屈，连国歌作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作者都受到清算，谁还能幸免？解放军已派了两名军人去做文化部副部长，最后势必所有“秀才”全部垮，由“兵”来管文化为止，问题是军人沾到知识、文化和艺术，也不免要独立思考。社评旁边仍不忘提醒读者：“金庸新著《侠客行》今起刊登。”
“文革”初期，《明报》新闻版的社评、报道，都在紧盯着内地的风云变幻，副刊上却是远离尘嚣的《侠客行》，一边是现实中的江山，一边是虚幻的江湖，表面上似乎互不干扰，实际上却不可能毫无关联。雪山派掌门人白自在自称“古往今来天下剑法第一、拳脚第一、内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