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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庸此前的作品不同，《侠客行》的主角不是什么英雄侠士，而是一个连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的少年，他妈妈梅芳姑从小叫他“狗杂种”，长乐帮把他当作帮主“石破天”，丁当叫他“天哥”，阿绣叫他“大粽子”，石清夫妇以为他是“石中玉”。“我是谁”对他来说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梅芳姑突然自杀，手臂上赫然是Chu女标志的朱砂红，说明她并不是他的生母，他的身世之谜最终没有解开。
①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161页。
石破天好坏不分，不知好歹，也谈不上行侠仗义，但在他身上隐约可以看到人类本性中美好的一面。他天性淳朴、善良，毫无心计，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自高自大的白自在，杀人不眨眼的丁不三、丁不四，老奸巨猾的贝海石，喜怒无常的玄铁令主人谢烟客……在他眼里统统都是好人。他对世事一片混沌，天真幼稚，他目不识丁，也从不想去破解什么武功奥秘。可恰恰是目不识丁的他误打误撞，在不经意间破解了侠客岛上高深莫测的“侠客行”武功。至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摆脱以英雄为主角的单一模式，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和探索，虽然还是以打打杀杀展开，但故事本身发生了变化。因此有人称之为寓言小说，也有人说是哲学小说。自始至终石破天都在追问：“我是谁？”
金庸自述，很多人很难说是好是坏，不像平剧的脸谱那样善恶分明，这不是受什么“圆形性格”的文学理论影响，主要是人生经验。①在这部小说中，他所想写的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1975年冬天，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时》一文中说：“对情人的爱，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对子女的爱却完全不考虑这些，只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爱美貌的、聪明的、富有的子女，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丑陋的、愚笨的、贫穷的子女，甚至对后者可能更多有一份怜爱。……如有人要扼杀我们的子女，或许他的确该杀，或许他当真犯了弥天大罪，是非善恶，不是我们所能肯定判断的，但我们非将他藏起来。”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侠客行》中石清的一段话：
石清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在，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双膝一屈，也磕下头去。②
“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这是石破天的问号，读者明白了，身在庐山中的主人公却不明白，即使无意中破了侠客岛上盖世无双的武功又能如何？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孤悬海外，远离故土母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金庸的心态，很难评估，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察觉，他笔下的主角几乎都是孤儿，这种孤儿情结已深入他生命的最深处，他下笔之时或许完全无意。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04页。
② 《明报月刊》1976年1月号，8页。
到1967年4月19日，《侠客行》共连载了295段，此时“五月风暴”将起。
四、“五月风暴”
1966年4月，香港因为天星小轮加价引发过一场骚动，但没有闹大，《明报》当时作了大幅报道。当年9月10日，《明报》头版头条报道广州红卫兵要求将香港改为“驱帝城”，还编了歌谣在广州到深圳桥头传唱：“香港并不香，犹如一只垃圾箱……”
到1967年5月，“文革”浪潮终于波及香港，酿成“五月风暴”（又称“六七暴动”“反英抗暴”“五月动乱”或“一九六七年大骚动”）。九龙新蒲岗的香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由此引发工潮，成为这场风暴的导火线。5月10日，金庸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次日他在社评中提醒工潮不要涉及政治。这天下午，人造花厂工人及部分学生、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语录》游行示威。港府为了防止工人大规模聚集，出动大批军警，使用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并调来军车和直升机驱散赤手空拳的工人，工人与警察发生沖突，多名工人遭拘捕，矛盾激化。
5月12日，金庸在《盼尽早恢复安宁》社评中说，“抚心自问，或者诚实坦白地说一句，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已选择香港为久居之地，希望能在这里过一些太平日子。环境有变，外国人当然撤退，有钱人大都已安排了退路，可以迁居，99％的中国人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他们总是留在香港。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是和香港整个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到5月14日，共有400人被捕，他在社评中呼吁居民“力持镇定，共渡难关”。
当时内地“文革”正如火如荼。5月15日，已被造反派夺权的外交部发表声明，“最紧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港督戴麟趾声明，港府维护和平、秩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尽量公正、不偏不倚地维护法律”，“在劳资纠纷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外交部“革命造反派”核心人物、常务副部长姚登山表示坚决支持香港同胞的革命造反精神，在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支持香港的斗争。从5月16日起，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动各新闻单位、工厂、学校、电影公司和其他中资机构人员，到港督府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声讨港督迫害香港同胞、残暴镇压中国工人的行径。
“五月风暴”时的香港街头
5月16日，左派阵营在九龙的工联会工人俱乐部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负责人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人。5月17日，金庸在《明报》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的社评。
从5月19日开始，数千工人、学生、左派机构职员轮流到中环的港督府门前示威，呼喊反英口号，在港督府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斗争规模在香港史无前例。一些左派报社领导、商会会长、电影明星等到场示威，大有安营扎寨、包围港督府之势，但秩序井然。5月22日，左派群众前往港督府抗议时，在花园道口受到防暴警察拦截，发生流血冲突，许多人受伤，左派将预先准备的红汞泼在身上，夸大警方镇压的“血腥”，当天有167人被拘捕，港府宣布宵禁。第二天起，左派发动罢工抗议。
面对香港的严峻局势，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从5月18日起，他在《明报》发表一系列社评：《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国的香港政策》《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呼吁港人克制，避免暴力。
6月1日，面对左派“不爱国”“卖国汉奸”等指责，金庸发表《爱国爱国，爱的是“国”》社评，直言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存在了五千年，“所谓‘爱国’，爱的是‘国’，而不是爱哪一政府、政党或党魁”。“爱国，是爱我们的国家，并不是假爱国之名而爱自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勇的港九爱国同胞致敬》，3日，王力执笔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提出，“把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香港的左派“斗委会”认为北京支持他们，甚至误以为北京已作好随时收回香港的准备，组织工人大罢工。左派报纸积极配合这场“反英抗暴斗争”。
6月6日，金庸在《本港左派拥刘少奇》社评中指出，左派曾支持刘，现在“刘邓陶”被打倒，内地风向转了，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
关于香港的五月事件，现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动进行的，并非北京有命令来叫他们采取行动。
……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抚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四百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
从6月5日起，在澳门当权的左派势力不准《明报》《明报月刊》进入澳门，包括《明报》在内有十种香港报纸被禁止进入澳门。6月9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人们丧失了言论自由之后，随之而来迁移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以至宗教信仰、求学和婚姻的自由都会逐步地丧失。……
为了宝爱我们的自由，决不能容许左派人士将他们专断的意志强加于香港三百多万居民的身上。……
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你们如果在香港胜利了，《明报》当然消灭，但你们的命运，与我们毫无分别。
他的立场招来左派一连串的攻击，“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都向他飞来。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显著位置，展出“十大汉奸”，他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有照片，有文字，引起许多市民围观。
6月23日早晨，《明报》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第四版赫然刊出《敬告同业，行动起来》的声明，署名“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说《明报》的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号召同事加入，支持他们的行动，“我们流血流汗，挨更抵夜，老板却赚了大量金钱，到瑞士去做寓公，这样的事情绝对办不到”。当天，金庸工作过的《新晚报》不仅转载这个声明，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