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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方案在香港掀起满城风雨，英国政界人士也纷纷到香港了解情况。1989年4月，“基本法（草案）”咨询期间，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五名议员专程赴港，金庸也被安排与他们会面。
当年5月20日，金庸分别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辞去基本法草委的职务，同时写信给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辞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执行委员，即日起不再担任上述职务。第二天，《明报》在要闻版刊登“本报专讯”《查良镛昨提辞呈，辞去基本法草委，并辞咨委会委员及执委》，他表示：“但是凡有利于香港顺利过渡，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安定、自由法治者，今后仍当以新闻工作者之身份尽力。”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何况，基本法草委中，有不少学识高明的能干人士，少我一个没有关系，而草案工作也已接近完成，只是在经过第二次咨询后，参考香港人的意见，再作若干修改而已。
金庸自称是现实的人，“只希望在现实条件的许可之下，为香港人争取到尽可能好的条款。提出崇高的理想很容易，但如根本无法实现，徒然造成混乱和损失”。①
① 《大江东去：司徒华回忆录》，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65—267页。
五年风风雨雨的草委生涯至此结束。
五、“满意现状”
1992年2月19日，金庸在牛津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用英语做了一个讲座，题为《香港和中国：1997年及其后五年》，作出这样的预测：
据我目前估计，未来十年之内，中国不会有大变，不会像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那样，彻底改变国内政治架构和制度。由于中国早在1979年便开始推行重大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最近十多年来欣欣向荣，全国人民不分职业、种族、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生活水准都不断提高。……
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来说，对店东、银行家、售货员、经理、制造商、会计师、秘书、地产发展商、商人和投资者来说，无论他们是亿万巨富还是街头小贩，在1997年之后的香港，都可以生意照做，工作如常。由于香港的自由经济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符合共产党的最佳利益，符合中上层官员和他们子女的最佳利益，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会很乐意、很合作地让香港人一切不变，以符合香港人的最佳利益。②
金庸凭着对香港和中国政治的了解而作出这样的判断。他从牛津回港，恰逢卫奕信离任，英国前保守党主席彭定康（ChrisPatten）成为最后一任港督。他在英国和彭定康见过面，初步印象不错。过去几任港督（麦理浩、尤德、卫奕信等）都有长期的中国经验，或是担任过驻中国的外交官，能直接阅读中文书报，甚至流利地说中国话。彭定康虽然在赴任前花大量时间研究香港问题，有备而来，但“对中国所知极少，对香港事务全然陌生，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明白中国人的心态和行为方式”。金庸和彭定康在伦敦和香港都曾会晤过，金庸恳切进言，希望彭放弃那套政治改革方案。他直率地对彭定康说：这些方案不符合中国的既定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现实，所以是行不通的。
① 冷夏《金庸传》，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95年版，425、426页。
②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8—9页。
彭定康到任不足三个月，就于当年10月7日在立法局宣读第一份施政报告《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提出香港政制改革的方案。基本法没有明确如何产生十席选举委员会议席，该施政报告建议由民选的区议员产生；此外，新增九席功能组别，将法团投票改为个人投票，三十个功能组别的选民范围扩大到两百七十万工作人口中符合资格之所有选民，功能组别的选举变成职业界别的直接选举。施政报告一出台，即遭中方严厉抨击，港澳办主任鲁平直指彭定康是“香港的千古罪人”，中方高级官员拒绝进行任何形式的会谈。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闹得满城风雨之际，金庸虽还担任明报集团董事长，但平时已不上班，这次因不满末代港督的“欧美式民主化方案”，他才再次提笔上阵。10月19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保持现状，充分利用》。第二天接着刊出《从京官治港到精英治港》，他认为：“中共对政治权力牢牢掌握，经济可以改革开放，政权却绝对是共产党专有，决不容许西方式民主。香港如想在短期内加速推行西方式民主，违反中共的根本政治决策。”这两篇社评概括性地指出了香港的各种实际情况，只是冷静地叙述事实，不包括他的好恶和是非判断，“事实是这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1993年1月，《明报月刊》的“中港关系及香港政制”特辑，既有彭定康的文章，也有金庸的《功能选举的突变》，他自称“民主缓进派”（稳健派或保守派）。
不久，1993年3月19日，江泽民在北京与金庸见面时，指着茶几上的这一期《明报月刊》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江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还画着红线，金庸相信那是江阅读时表示赞同的。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金庸就香港政制安排上的选择有一番坦诚的自白：
这与我对北京当局和共产党的观感无关，只是从中、港的现实出发，认为民主缓进对香港最有利。另一原因则相信由于我的个性，我不论做什么事，都是缓慢而坚持，相信恒心与毅力，不喜欢大跃进式的狂冲猛打。当然，不必否认，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属于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满意现状，不想有太大、太多、太快的剧变。我不会再有二十五年寿命，但“五十年不变”的念头毕竟想来挺美。
另一个原因，是我自信对于历史（那是中国人民族性长期的集中表现）、政治规律，以及共产党人的处事方式，比青年和学生们了解得较多、较深。①
还有，当政制小组争论不下时，邓小平对他们说过一句话：“不能照抄美国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就绝对不行！”②金庸清楚地知道北京的底线。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金庸的立场，他毫不回避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不希望变动太大、太快、太多，至于未来，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
① 《功能选举的突变》，《明报月刊》1993年1月号，17页。
② 金庸《忆邓小平的“治港远见”》，《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24—25页。
第十五章 三次婚姻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一、杜冶芬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来杭州。
一天，金庸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①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李君维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飞机是30日早晨起飞的，“本来预定计划4月1日办一件有关终身大事而并非终身大事的事，于是一切只好‘半年后再说’”。②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③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