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俗与雅
金庸说：“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对追求‘物质’的欲望尤为强烈。香港地小人多，竞争激烈，因而‘想过好生活’的心愿特别大，‘过好的生活’‘发财’‘有社会地位’往往会成为人生的目的。对于文化、艺术也轻易以商业性观点来作判断，以‘那值多少钱呢’来看待一切，这是我所担心的。”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商业社会，他的武侠小说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济学家张五常当年曾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时代环境有亲身的体验：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①
在普遍追求物质的消费型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说，更需要一种“游戏、趣味和娱乐”。金庸多次说自己的小说不过是“娱乐性读物”：
我的小说也不能说写得好，也不敢说文学家，总之我努力把小说写好。现在我在中国及海外华人中比较受欢迎，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娱乐，也不
① 张五常《我也看金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64页。说非常有益，至少没有太大的害处的一个娱乐品，有些读者看了觉得很开心很高兴，我就尽了我的责任。①
娱乐品当然是一种通俗文化，具有商业化的特征。台湾作家柏杨说：“几乎所有武侠小说作者都只为钱而写，只金庸先生别有怀抱，他运用熟练的历史背景对暴政下被迫害的农民和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充满了爱心和不平，对那些贪官酷吏卖国贼，则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民族大义澎湃如潮。”②这只是柏杨的解读，并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尽管他细致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斗场面，想象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杀人武功，但他在本质上是个反暴力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祖父、父亲、母亲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创作之时，他并没有着意于“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或许那只是不经意的流露。而有了这些，他的“娱乐品”就不是简单的娱乐了。不同的人从中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
金庸的小说并不因其通俗性、娱乐性就失去自身的价值。“金庸不是说教，不是以批评判断为目标，他是勾画了千千百百个不同的人物，以他们表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观，供读者参考、感叹、娱乐。”③当浮华散尽，光环隐去，文学裸露出它真实的面孔，他的作品将依然拥有它的读者。也许这是捧杀和骂杀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文学自身的秘密，一个永恒的秘密。
金庸小说自80年代初进入内地以来，一直风行不衰。通俗文化的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949年以后，先是武侠小说在内地被禁，从反右到，“文革”，尤其“文革”期间，泱泱大国数千年的古老文化遭遇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蹉跎之后，传统文化几乎已在内地消失。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内地已没有什么独立的文学可言，即使是供普通老百姓消遣的通俗小说也没有。蓦然回首，我们却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星火被金庸在遥远的香港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小心翼翼地保存并延续下来了。
① 朱汉民主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138页。
② 柏杨《武侠的突破》，《金庸百家谈》，89页。
③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楔子。
金克木称他的小说“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许倬云说他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价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倒是金庸登上大学讲坛引发的争议令人深思，作为出色的武侠小说家，他不大愿意在大学纵论武侠。作为报人，他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报业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无意分享他的新闻经验，做新闻专业的博导。他最希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被学界接受。
在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金庸早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20世纪60年代以后，《明报》成为知识分子报纸，他的严肃政论尽管有人批评说带有某些商业社会的痕迹，但基本上是“文人论政”，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白天天马行空写武侠，深夜写社评针砭现实，在通俗小说家和政论家两个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的社评和小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同一张报纸上，他的社评与副刊小说各有各的功能，各安其位，互不相扰。①指向庙堂的文人论政和指向江湖的文人侠客梦，在他身上浑然一体。
金庸说：“商业性跟好坏没有关系，雅跟俗与好不好是两个标准，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马跑得快不快跟马的颜色是两回事。雅俗与好坏也是两个标准，不能相提并论。我个人的看法是，雅的东西会欣赏的人比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坏。”
俗与雅，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金庸（查良镛）与穆旦（查良铮），两个海宁查家的同辈人最具可比性，也最富有象征意味。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穆旦与金庸都是抗战时期接受大学教育，穆旦比他年长，在西南联大受到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熏陶，又在抵抗外敌的烽火中获得了诗的生命，金庸虽考上了西南联大，却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失去深造的机会。更大的区别是，一个留在内地，一个去了香港，在时代的大变动中，两人的命运也由此滑向不同的方向：一个惨遭迫害，英年早逝，虽然其诗歌注定要长留在文学史上，却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一个风光无限，所到之处冠盖云集，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以武侠小说拥有上亿读者，风靡整个华人社会。这是两个富有才华的个体生命，他们志趣迥异，命运不同，一个是未完成的生命，一个是充分展开的生命。他们的作品也分属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正如金庸不可能取代穆旦，穆旦也无法取代金庸。
①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256—257页。
二、知识分子与权力
金庸在《卅三剑客图》中说：“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什么改变。”他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一曲《书剑恩仇录》，飘荡在江山与江湖、权力与血统之间，乾隆的阴险、毒辣和狡诈首先来自他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绝伦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剑》对李自成们打进京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叙述，只不过再次印证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质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身上却有许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质，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这恰恰是那些成了“领袖”的人所不具备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与张无忌相比反而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这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从庙堂到江湖，没有什么两样。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样难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一样如此。他们野心勃勃，将获得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数千年来被专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现象。吴霭仪说：“未把握到权力的人暗里筹谋，既得权力的人处心积虑防人夺权，未得到权力的人洞悉当权者喜听奉承的弱点，但一旦得到权力，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
这位在香港新闻界放过光芒的女性眼光的确不凡，几乎只有她一针见血地看到金庸小说最终对权力的回归：
《笑傲江湖》在内地“文革”时期写成，金庸对政治斗争感到痛恨烦厌，可以想见，显然他并不认为令狐冲是最理想或最后的答案。在《鹿鼎记》中，他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两条相反的路。韦小宝这个“反英雄”得到激烈反应及广泛讨论，可见多么成功。但我认为《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乔峰大侠典型的真正对手，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从《书剑恩仇录》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记》的康熙，发展过程是有踪迹可寻的，但到了康熙，“为国为民”已不是大侠一己可以担当的事，而是必须靠一个开明的当权者指挥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记》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说的侠士的人物是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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