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戴特莱夫Zuo爱时，他就看电视，或者干脆转过脸去。他是纯粹的同性恋者，不能忍受看见戴特莱夫和我睡觉。我们仨人已经堕落到极点了。
如果最终戴特莱夫也成了同性恋者怎么办？我总是想这个问题。一天晚上，我担心的事发生了。由于戴特莱夫身无分文了，就去找沃尔弗。我独自睡在另一张床上。戴特莱夫熄了灯，这种时候他总是这么做。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我甚至觉得听见了戴特莱夫在喘气。我起身点亮一只蜡烛。他俩躺在被窝里，好像正在乱摸。这简直是对我和戴特莱夫关系的一种损害：戴特莱夫不应该让他乱摸，我气极了，很想让戴特莱夫与我在一起，但我无能为力，我朝他们大吼：“这大概不太好吧。”
戴特莱夫不说话。沃尔弗气坏了，熄掉蜡烛。戴特莱夫整夜都与沃尔弗在一起。我呢，哭得把枕头都打湿了，但没有哭出声，我不愿让他俩知道我在伤心。第二天一早，我又气又伤心，决心与戴特莱夫彻底分手。吸毒越来越损害了我们的爱情。
总之，我明白了，只要我们继续吸毒，戴特莱夫就不可能只属于我一个人。我不得不与他的顾客们共同拥有他，特别是与沃尔弗一道。从我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我重新开始每天拉客——不可能去干别的——由于我总是急需钱，所以我不再能够在我的顾客面前拿架子，也无法再由我来给他们定条件。
我不愿意常去沃尔弗家。因此，我又开始与吸毒帮中的其他人交往，尤其是与巴普西和施特拉。但是我们相处得并不是太好。每个人只想不停地谈自己，丝毫不愿听别人的话，哪怕只有两分钟。例如，巴普西不厌其烦地大谈街头广告牌上一个破折号的含义，可施特拉和我急着想讲讲我们怎样被一个卖主给骗了，他拿面粉冒充海洛因给了我们。但我和施特拉同时想讲，每个人又想按自己那套讲，于是我俩又争吵起来。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要交谈时，结局总是如此，谁都不让步！我们每个人都急需有人听他讲叙。因为说真的，这正是我们吸毒帮中不再存在的东西。以往彼此还能理解。现在全完了。惟一的办法是向警察讲叙自己的冒险经历；我们又都恨警察，这些坏蛋。我在这方面比别人经验多些：1977年初夏，我第三次被抓住。
那是在选帝侯街地铁站。戴特莱夫和我刚从一个顾客家里出来。我俩很高兴，没有干什么就得了150马克，刚好可以好好炫耀一番。我们已经买了可卡因装在口袋里，还剩了不少钱。我发现地铁站台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是大搜捕。列车进站了。我惊慌失措，拔腿就往车厢里钻。戴特莱夫也吓坏了，紧跟在我后面。由于我碰着了一个上年纪的人，他大叫起来：“干什么，该死的吸毒鬼！”这是他的原话。报纸对地铁站发生的这一切大肆渲染，闹得人人皆知。
两个便衣警察跟在我们后面进了车厢。很显然，我们的举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本来不会发现我们：一些人涌向我们，抓住我们的衣服，一面发疯似地大叫：“警察先生们，他们在这儿！”——这些人很快就明白了是在大搜捕。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西部片中的违法者。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一个警察对我们说：“用不着再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把戏了。跟我们走，快走。”
他们把我们押进一辆小面包车里，带到警察局。警察很讨厌我，但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他们只是说我是第三次被抓住了，我已经被立过案。他们甚至认为无须再通知我母亲。他们把我划入不可救药的人的行列：他们又把二、三份报告添入我的档案里，只等有一天在我的名字旁划叉了。
一小时后警察放了我们。但把我们的可卡因搜走了，我们又得回去买。幸亏我们还有足够的钱。
后来，地铁动物园站的警察终于认准了我，他们便几乎不管我了。甚至有一个较年轻的带西德南部口音的警察对我还很客气。一天，他悄悄走到我背后，突然把他的徽章伸到我眼前，吓我一大跳！但他却大笑起来，问我是否拉客。我照通常的话回答他：“不，你看我像吗？”
他并不傻。但他甚至没有看我的塑料包一眼。只是对我说：“这些天不要在这里游荡。否则，我就不得不抓你了。”大概不是出于客气，而只是一个警告：他恐怕不想把我带进警察局，因为那里面的人不想为一个半死的14岁的少年写三十六份同样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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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特莱夫和我在选帝侯街地铁站被抓住又放出来后，我们找到另一个贩毒商——我们熟悉的贩子找不到了。我们溜进温德费尔广场公共厕所里注射毒品。那里的设备大差了，没有一个水龙头能用。我用抽水马桶里的橡皮碗，在肮脏的洗手池里洗针管。
陌生的毒贩子卖给我的毒品用后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瘫倒在肮脏的瓷砖地上。我立刻又爬起来，但是好一阵子，我完全处在云雾里。
我和戴特莱夫去“音响舞厅”转了一圈，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他在舞池里扭动，我则坐在售桔子汁的机器旁。它上面有个孔，我凑近吸孔，把两根吸管插进孔里，开始吸桔子汁，我眼睛发花，直要呕吐。我走进卫生间。
我转回来时，碰上一个经理，把我当成可恶的吸毒者，命令我跟他走。我很害怕。他抓住我的胳膊，拖着我走，又拉开一扇屋门，里面放着饮料箱，还有一把酒吧间的高脚圆凳。
我立刻明白了。别人给我讲过这里的内幕。他们把吸毒者和不受欢迎的人脱光衣服，绑在高脚凳上，然后打一顿，有时用鞭子抽。我听说有些家伙在“音响舞厅”挨揍后，需要住几个星期的医院，有几个人甚至颅骨被打碎。这些不走运挨了一顿打的人甚至连抱怨都不敢。这些该死的经理们是暴虐狂，同时也为了不让吸毒者再到他们店里来，因为警察经常威胁他们要关闭“音响舞厅”。显然那些跟他们睡觉的吸毒者不会挨打。这个“音响舞厅”是一个可耻的夜总会。假如那些父母们知道在“欧洲最现代化的迪斯科舞厅”所发生的一切，该怎么样呢？那里面的人怂恿年轻人吸毒，一些青少年落人这帮以淫乱为业者的手里是常事。‘一看见这个阴森的仓库，我害怕极了。我拼尽全身的劲儿，从那家伙手中挣脱胳膊，向门口冲去。我已跑到街上，他还没有追上我。他抓住我往一辆小汽车上撞。我没感到撞击得多狠。我想起了戴特莱夫，很为他担心。他们知道我与戴特莱夫是一道来的，他进舞池后，我再也没见着他，他大概完全沉醉在舞场上了。
我跑进一个电话亭给警察打电话。我解释说我的一个朋友正在“音响舞厅”里面挨打。警察很高兴得到这个消息，终于有理由关闭“音响舞厅”了。他们像蓖头发一样仔细搜了一遍屋子，没有发现戴特莱夫。我于是打电话给沃尔弗。戴特莱夫早已回去睡觉了。
警察警告我不准再开类似的玩笑。我回到家里，相信毒品大概正在使我发疯。
被抓过几次之后——这是他们带给我的惟一的收获——我又被召到罪犯管教所，歌德街314号办公室。我没有忘记这个门牌号码，我常进这里……
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打算在去见警察之前，先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如果我神情恍惚，就不在乎他们了。可是我没有柠檬，因为可卡因看上去不太干净。当时，可卡因掺假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已经被倒过好几道手，批发商、中介人、零售商，为了赚钱，每人都往里掺假。
怎么溶解掉这些含脏物的可卡因呢？很简单，我拿来醋。它是酸性。我立刻把醋倒进装有可卡因粉未的勺子里。我倒得大多了，因为我舍不得扔掉可卡因，我把溶液全都注射了。
它的劲儿太大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之后才醒过来，针头还插在我的膀子上。我的头剧痛，根本站不起来。这回可好，我要死了。我躺在地上哭。我害怕。我不愿意就这么一个人死去。我爬到电话机前。我至少用了10分钟来拨我妈办公室的电话。我对她说：“妈妈，我请你快来，我要死了。”
妈妈回来了。我终于站了起来。我总感到脑袋要炸似的。但我咬紧牙关。我对我妈说：“我还没有断气。”
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她显出一副可怕的绝望的神情。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忍受不了这种悲哀。绝望的目光。它使我的头更疼。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想要什么。我说：“要草莓。”于是她出去，拿回来满满一篮子草莓。
那次我真的以为我彻底完了。那并不是由于过量，而是醋的缘故。我全身都动弹不了，四肢不听使唤。这些感受都跟那些死去的人所经过的一样。他们注射毒品后，也曾多次晕倒过。就这样，他们有一天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不知为什么非常怕死。害怕孤独地死去。吸毒者常常孤独地死掉。经常是死在肮脏的厕所里。可我又很想死去。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期待。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我也不明白。一个吸毒者，干嘛活着？
难道仅仅是为了自我毁灭，同时也毁坏别人吗？我想那天下午我真应该死掉，这全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爱。总之，我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我好多了，反正我又可以坚持一会儿了。我必须去见警察，否则他们就该来找我了。但是我没有力气一个人走去。我四处打电话找施特拉，后来在一个顾客家里找到了她。她同意陪我去。她母亲刚刚提醒过她，如果上警察局，就出不来了。但是施特拉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我俩坐在一个长走廊里的木凳上，乖乖地等着叫我进314号办公室。我像个规矩的小女孩似的走进办公室。我又行了个屈膝礼。一位女警察向我伸出手，非常和蔼可亲，对我说她有个女儿比我稍稍大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