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妓女吸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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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妓女吸毒者-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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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坐在一个长走廊里的木凳上,乖乖地等着叫我进314号办公室。我像个规矩的小女孩似的走进办公室。我又行了个屈膝礼。一位女警察向我伸出手,非常和蔼可亲,对我说她有个女儿比我稍稍大一点儿,她女儿15岁。但她女儿不吸毒。哟,女警察在扮演慈母的角色。她问我的身体,又递给我一杯咖啡、一些糕点和苹果。
  这位警察太太总是一副慈母的样子,对我谈论其他吸毒者,并向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我看一些吸毒者和贩毒者的照片;我只是对她说:“我见过他们。”她说吸毒圈里的一些人曾对她说了我的许多坏话。她想用这一手来让我招供。我意识到我被这个女坏蛋骗了,但我还是招了,我说了许多,讲完后,又在证词上签了名。那上面许多事多少都是被她诱供出来的。
  后来,另一个警察来问我有关“音响舞厅”的事。关于这个我完全照直说了,我说出了我所认识的被“音响舞厅”引诱而吸毒的人,以及经营“音响舞厅”的那帮人的残暴。应我的请求,施特拉被带了进来,她证实了我所说的一切,并发誓敢于去任何一个法庭作证。警察太太不停地翻动着施特拉的档案,很快弄明白了施特拉的身份,狠狠斥责了她一顿。施特拉也回敬了她一番,我心想:“施特拉这样会被关进监狱的。”幸好警察大太该下班了。她要第二天再传讯施特拉。施特拉当然不会去。
  警察太太休息时对我说:“看来我们不久还会见面。”她很有把握地对我这么说,但声音还和往常一样温和。她说得这么直截了当,看来我没有希望了。
  我被这个女警察骗了,被她的咖啡。糕点和她的微笑蒙蔽了。我痛哭起来。
  我接了两个客,又去买了可卡因,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猫躺在厨房里,它站不起来。它已经病了好几天。它看上去很凄惨,它发出的叫声真让人可怜,我想它大概也快死了。
  就像不再为猫担心那样,我对自己也不再担心了。兽医给了我一些牛血提取物,但是可怜的小动物不吃:碟子里仍然是满满的。
  我决定立刻给自己注射毒品。我准备器具时,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放了一点儿牛血在针管里,用它打进小猫的嘴里。小猫也不反抗。喂完小猫,我清洗了好一阵子针管。
  我注射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针前,又怕得要命。也许是小猫的目光感动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又看不见出路。自从我妈得知我又吸毒后,与我再也没有一句交流感情的话,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着我。警察也在监视我。我签过名的那纸证词足以把我提交少年法庭,我已经够判刑的了。再说,我可以感觉到,我被抛弃,我妈会很高兴。她明白她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不停地四处打电话,一会儿是社会服务机构,一会儿又是反吸毒中心。她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和我。她惟一的办法,就是威胁着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远离柏林。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简单的头脑终于意识到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短期内用过量的毒品,要么是彻底戒毒。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再依靠戴特莱夫,再说我尤其不愿让他来左右我的决定。
  我来到克罗比小区。找到“团伙之家”,这是由一个牧师领导的年轻人活动中心,我吸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俱乐部已经关闭:它因为吸毒泛滥而应付不下去,不得不改为反吸毒中心。反吸毒中心仅仅是为克罗比小区服务的,吸毒现象在这个小城才出现两年,海洛因就把该城毁得不像样子了。他们给我讲述我早已知道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种好的治疗法。他们给了我吸毒调查处和“西那依”这两个机构的地址,因为只有那里反吸毒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说那些治疗法非常痛苦。头几个月比在监狱里还难受。在“西那依”,他们先给你剃头。照他们看来,这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个光头,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头发。我可以用头发遮住脸部。如果剃掉我的头发,简直就等于杀了我。


  再说,向我提供地址的那个妇女说,我还可能进不去吸毒调查处或“西那依”,因为没有床位。而且他们接收条件又很苛刻:申请者必须身体状况好,并且要自觉自愿地保证有决心戒毒。
  那个妇女还说,我这个年龄——刚刚14岁,还是个孩子——很难做到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还没有对吸毒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
  我想去“那科隆”。这是一个宗教界办的科学治疗中心。我认识几个吸毒者,他们去过那儿,据他们说还不错。只要你先交钱,就可以进去。接受治疗者可以自己打针,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动物带进去。
  那位妇女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吸毒者都说“那科隆”的治疗法轻松呢,因为他们同时又可以随意注射毒品。总之,她没看见一例被“那科隆”治疗法治好的吸毒者。
  但是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给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我回到家里,又拿针管给小猫灌了一点牛血提取物。我妈下班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彻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约需要一年或几个月时间,我就会成为一个改邪归正的人。”
  我妈似乎连一个字都没信。但是她还是去打了电话,了解戒毒所的情况。
  我彻底投入到治疗中心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因此,我没有钱买毒品。我想在进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尝试毒瘾发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们表明我是坚决要戒毒的。
  我早早就睡了。猫病得越来越厉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头旁。我为自己感到很得意。我独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其他哪个吸毒者能做到这点?我把决心告诉我妈时,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时她来看我,已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她再也不相信了。我完全是孤立的。
  第二天早上,毒瘾发作了。可以说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够顶住。当我难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毒品在冒出你的体外。你可以活下去,因为你从此再不吸毒了。”我昏睡过去时,没有做噩梦,我梦想着我治愈后的生活该是美好的。
  第三天,痛苦难忍,然而未来的图景却越来越具体:我在准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我有一套房子和一辆敞篷车,我几乎随时开着它。
  我的屋子位于一块绿草如茵的地方,在一幢老式房子里。但不是资产阶级住的那种屋顶“高耸入云”,到处是灰墁的房子。不要那种带有宽大门厅的客厅、楼梯铺有红地毯、大理石、穿衣镜。刻有你名字的烫金字门牌的房子。我不愿意住带豪华气的房子。因为财富在我看来是欺诈。吵闹和压抑的同义语。
  我的房子是工人居住的老房子中的一套。它包括二到三间屋子,不太大,屋顶矮矮的,窗户小小的。楼梯是稍有磨损的木阶梯,很窄,两人穿行时都要碰着,屋里总是飘荡着做饭的味道。邻居们常来问长问短。人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很幸福:彼此不嫉妒,人人和睦相处,谁也不贪婪。总之,与富人不一样,与克罗比小区的工人也不一样。我的屋子是一所宁静的屋子。
  在我的屋里,最大的一间是寝室。我的床很宽,靠着右墙放,床上铺着深色床单。床两边是床头柜——有一个是戴特莱夫的——和棕榈木罐。另外,屋里摆满了花木。墙上贴着张画:一片沙漠,巨大的沙丘,以及一片沙漠绿洲。棕搁树下,穿着白衣服的贝督因人围坐在一起喝茶,很轻松。多么宁静。左边,窗户角下有一个窝,是我的一隅。我像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样坐着,矮圆桌旁放满了坐垫。我就在那儿过夜,安静极了。远离一切嘈杂,无忧无虑。
  我的客厅与寝室相仿。有花草,有地毯。中间放着的一张大木桌,上面有草毒,周围是藤椅。邀请朋友们聚餐时,我做饭。壁橱里放着书本。是一些很好的书,由一些得到安宁的人写的,他们很了解自然与动物。这些书架是我自己做的,其它大部分家具也是我做的。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家具的主要作用是实用。我的房间里没有门,只有帘子——门会嘎嘎作响,发出声音。
  我有一条狗,两只猫。我把我汽车的后座垫取下来让狗睡着舒服。
  晚上,我做晚餐,我时间很充裕,不像我妈匆匆忙忙地做饭。门闩响了,戴特莱夫进来。狗扑到他脖子上。两只小猫在他腿上来回蹭。戴特莱夫抱吻我,然后坐在桌边准备吃午饭。
  我在做梦。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做梦。以上图景对我似乎是近在眼前的现实。治愈吸毒后的现实。我想象不出会是另一番情景。以至于我戒毒的第三天夜晚,我竟对我妈说,等我治疗结束了,要搬回自己的房子里去。
  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裤兜里还有20马克,它使我心烦。20马克40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20马克,就够买一针毒品——进“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针。
  我与小猫“谈话”。我对它说,它要单独呆上一、二个小时,没关系的,我又用针管给它灌了一点葡萄糖和洋甘菊剂——它吃不进别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会死的。”
  我很想在库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个够。因为我一进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随便出来,尤其不可单独出来。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库丹姆没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实了。剩下的问题是那另外20马克。我必须拉一个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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