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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这时掏出手机给陈凤山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陈凤山说全都采访过了，包括宣县长、于江海、躺在医院里的“耗子”，丁校长是在县政府大院子里接受采访的，许多教师都争着接受采访，效果很好。他压低声音说：“宣中阳让我跟我侄子说情，还让县委办小胡送来了一个三万块钱的红包，可我刚才去跟我侄子说了后，他坚决不要。我马上要把红包退给小胡，他在宾馆总台等我回话呢，我让小胡自己去送。我侄子说谁送钱都不会收的。不说了，小胡过来了。”陈凤山还没说完就匆匆关了手机。
郑天良端起面前的一杯白酒，站起来敬万源和沈汇丽：“两位资本家朋友，我敬你们一杯，感谢你们到合安投资。”
万源一饮而尽，沈汇丽象征性地抿了一口椰子汁，她没情绪。
万源放下杯子说：“老板，你的地价太贵了，我实在吃不消。河远的地价才七十万一亩，合安要六十五万一亩，我可实在没什么赚头了。能不能给我放一放价格，我是不会忘了你大老板帮忙的。”
郑天良把玩着手中空虚的酒杯，然后很爽快地说：“价格问题还可以再谈，我肯定会尽力的，再说当年小沈还帮过我的忙，我要是让土地局以这个价格成交，也太不够意思了。”
万源给郑天良倒满酒：“老板，你真够义气，我敬你一杯，让百分之二十五怎么样？”
郑天良喝下杯中的酒，突然发现自己的酒量增加了，他说：“酒桌上说的话不能算数，我也不好跟你打包票，回去后还要跟土地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负责同志进行协调。”
万源说：“我们也不为难你大老板，今天不让你拍板，喝酒，喝酒！”
郑天良打了一个嗝，按住酒杯，不动了，他说：“我不能喝了，地价的事，要等我从深圳参加完了招商会回来后才能定，你们赶紧准备资金到位，合同一签，立即动工，明年年底之前，一期工程一定要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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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源拍着胸脯说一定按大老板的指示办。
吃完饭，万源照例请郑天良洗澡并说最好让妃子被宠幸一次。沈汇丽说要去停车场倒车，就自己一个人下楼了。她既没说让郑天良搭她的车回宾馆，也没说不让他搭车。
郑天良对万源说：“我既不洗澡，也不需要妃子，我马上回宾馆。”
万源也不挽留，只是悄悄地塞给郑天良一个很小的鼓鼓囊囊的真皮手机包，“老板，你的手机包可以换一个了，我这是在南京顺便买的，你拿去用吧！”
郑天良用手一捏，里面实实在在，他将包塞给万源，“你这是搞什么名堂，我有手机包，拿回去吧！”
万源在第一次简单地烟酒探路后，对这次送手机包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他说：“老板，你不要这样不给我面子，让手下人看到了多不好。你为我帮这么大的忙，我送一个手机包又算什么呢。”
郑天良在推拉中处于下风，于是他就准备打开手机包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万源拉住他的手将他往门外推：“老板，不要看了，就一个包，没什么东西。如果里面有什么的话，我负责。空的，新包里总是塞了一些纸的。”
眼见着郑天良就被推到了包厢的外面。走廊里虽没有一个人，但郑天良在公开场合还是不好打开包。见郑天良的手在拉链处停止了，万源就安慰郑天良说：“老板，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以党性担保，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这么多年，我跟那么多厅长市长县长们打过交道，没有一个人说我万某人过河拆桥。”
郑天良被连拉带推地拽到了楼下，沈汇丽已经发动了车子在门口等他。万源几乎是将郑天良推进了车里，连握手这一基本告别的动作都忘了做。
车里还是王菲的歌声在黑暗中盘旋，沈汇丽问：“老板，去哪里？”
郑天良说：“去地狱！”
沈汇丽说：“如果地狱里的门没有打开怎么办？”
郑天良捏了一下沈汇丽的大腿说：“地狱里只要有门，就会向我打开。”
沈汇丽说：“你这么自信？”
郑天良说：“因为我没有妃子，所以也不存在宠幸谁，只有地狱是我最后的归宿。”
沈汇丽用腿挤了一下郑天良，她在黑暗中笑了：“老板，我看到地狱的门的已经打开了。”
郑天良借着车内仪表盘上指示灯泛起的微光，他看到了沈汇丽洁白的牙齿闪过一道逼人的光芒，郑天良愿意在这道白光中化为灰烬。
第二天早上六点回到鸿运宾馆，郑天良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抽出手提包，打开一看，是一捆印有领袖头像的纸，郑天良数了数，十四万整，郑天良平静地面对着价值十四万的纸，然后他用数学算式简单算了一下，如果给万源优惠百分之三十等于是让他赚了近二百八十万，如果是百分之四十就是三百七十多万。所以他面对这捆纸就像买了一部豪华轿车的人面对商家找回来的四毛钱零钱一样非常冷漠，他下楼后本来准备打出租车到偏远的地方存掉这捆纸，但发现宾馆旁边就有一个工行储蓄所，他轻松地走了进去就像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情绪稳定。他没戴太阳镜，更没有对周围的环境作出丝毫的分析，他觉得第一次卖淫的妓女才有心理压力，第二次第三次就像跟自己丈夫睡觉一样正常了。这种比喻实在有点有伤文雅，但一夜你死我活，他的脑袋昏昏沉沉，想不出更体面的比喻。一捆纸换来了一张纸，钱在没用的时候，本质上就是纸。他回到宾馆打电话让司机来接他回合安，打完电话倒头便睡，梦中世界非常无聊。
这天晚上，省电视台在晚七点三十八分黄金时间播出了采访合安市啤酒风波的《新闻调查》，题目是《地方保护主义执法必然违法》。长达十五分钟的电视专题片以合安县查扣的外地啤酒和洋啤酒的库房作为第一个镜头，然后详细介绍了合安县违背市场规律，对外封锁，对内搜查市场，强行推销本地啤酒，全县上下怨声载道，乡镇干部苦不堪言。由于将分销啤酒与乡镇干部的政绩考核挂勾，因此许多乡镇以啤酒抵干部教师的工资，最终导致了东店乡四十多教师群体上访的事件。但电视画面中剪掉了在县政府大院里静坐示威的镜头，只留下丁校长和部分教师被采访的特写镜头，背景被虚化处理，一片模糊。群众上访一律不许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中，这是宣传纪律，是安定团结稳定大局的需要。因此，调查执法队横行霸道，随意搜查店铺，违法扣留外地车辆，非法拘禁和打人事件就成了这个专题片的重点。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地痞“耗子”一副可怜兮兮的惨相，他伸出被烫得皮开肉绽的双手，电视镜头又推了个满脸血污的皮带印痕特写，“耗子”声泪俱下地说：“执法队说他们是日本特高课的，下手比日本鬼子还要狠，用皮带抽，用开水烫，我守法经营，却被扣留了五吨外地啤酒，还罚了我两万块钱，我的手被他们打断了，家也被他们毁了，求你们青天大老爷为我们小民做主呀！”
其他受害者也纷纷站在镜头前控诉。于江海虽然头上也缠着绷带，但他的辩解显然是软弱无力的，观众更多地是同情“耗子”。
于江海说：“我正要上路查车，‘耗子’带着一伙人冲进执法队，上来就动手打人，公然干扰执法。”
记者问：“你们是在执法，还是在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
于江海说：“当然是在执法。你别听‘耗子’的，他是一个有名的地痞流氓，跟‘三豹子’等一伙公开抢占民女，还开过妓院。”
记者问：“你有证据吗？再说他的抢民女、开妓院，也不该由你来管呀，那是公安机关的事。”
于江海不支声了，理屈词穷地说了一句：“是他先动手打我的。”
在采访县长宣中阳时，宣中阳显得很镇静，首先他代表县委县政府欢迎电视台记者的舆论监督，并且大谈了舆论监督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然而闭口不谈外面群众上访的事，也不为摊派啤酒任务进行辩护，因为在电视上辩护稍加剪辑后容易给人造成强词夺理印象，所以宣中阳在讲到啤酒事件的时候，说得很原则，也很有境界，他说：“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必须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任何地方保护主义都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宣中阳的这些话不像是讲自己的事，倒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弄得电视台记者简直就无法下手。
记者问：“宣县长，你能不能谈一谈用啤酒抵工资，以及查扣外地啤酒的具体事件，还有你们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宣中阳说：“合安啤酒厂是合安重点国有企业，在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但这个临时性的措施虽然时间是短暂的，但离市委市政府的改革精神仍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我们根据市政府指示，早就解散了执法队。个别乡镇用啤酒抵工资是完全错误的，县委县政府已经召开了专门会议着手处理这个别事件。但总体来说，合安的大局是稳定的，发展形势也是很好的。”
宣中阳这番话真正显示了他的水平和经验，精明的记者在宣中阳的面前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不算成功的采访。宣中阳根本不像是反省自己，而是像在表扬自己是如何对地方保护主义进行控制的，而强行摊派变成临时措施后就似乎是一个人在很体面的场合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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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是在红磨坊的套房里看完了《新闻调查》，他觉得跟宣中阳比，自己是远远不及他的应付自如和从容镇静的。但专题片最后的评述还是让全省人民感受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我省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有些地区进展很慢，不是缺少机遇，也不是缺少资金，而是我们当地的领导干部缺少改革开放的意识，默守成规，观念陈旧，他们还活在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