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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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显然，这“三块钱”超过了妻子的心理承受力，她一时无话可说，不由得“啊”了一声，用这个虚词表示了自己特大的惊讶。孙犁可还是平静地问：“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本来还想跃跃欲试的妻子，这回转移目标了：“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孙犁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明白：妻子还是怜惜他的。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自尊心受了一点损伤：
　　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她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①
　　想到这里，他觉得在妻子面前碰的这个软钉子是值得的。他不能再“敲”妻子的钱了，就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也觉得这三块钱超过了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沉吟了一下，问他能否订份《小实报》。孙犁对各种书籍、报刊的欣赏起点很高，向来取法乎上；《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低级小报，属于他不屑一顾之列。看见父亲犹豫，他没有再说话，就退出来了。
　　看着儿子郁郁寡欢的形容，父亲有些心疼。到了晚上，终于对他说：
　　“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晌多粜二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就这样，孙犁把三块钱汇到天津去，同时寄去两篇稿子。过了不久，邮差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进了孙家的堆满柴草农具的小泥院。当他把报纸交到孙犁手里时，他不由得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青年。
　　从此，孙犁常常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从社论、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直至商情、广告、寻人启事……他都一字不漏地读过。最后，他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回屋里。
　　妻子因为没有拿钱给孙犁订报，好像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上的事，她虽然不闻不问，但终于看出丈夫一点儿心事。年轻夫妻，免不了要逗着玩，有一次，她略带戏谑地问：“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
　　孙犁其实知道，她从心里断定不会有。她还不识几个字，对于文章方面的事也不了解什么，她不是凭学问做出判断，而是凭感觉做出判断的。
　　她的判断相当准确，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孙犁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也许这时他才明白，这一个月他不是靠运气翻阅报纸，而是靠希望翻阅报纸的。
　　不过，他仍然很有收获：除了增长见识，他们的“爱的巢”得到了改善。那年夏天雨水大，他们结婚时裱糊过的屋子，顶棚和墙上的壁纸都已脱落。有些人家，到集市去买旧报纸，来重新装饰他们遭到同样命运的屋子。那时集市上的旧报很多，由于日本侵略的关系，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文旧报，都倾销到这穷乡僻壤来了。妻子在这件事上很精明：她和丈夫商议，是不是就用他那些报，也把屋子糊一下。她说：
　　“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来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孙犁同意了，于是：
　　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①孙犁这段生活经历，后来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中自学成材、并有几分农村流浪艺人气质的变吉，也有这样新奇的举动，我们抄在这里，供读者比较、参证：结婚那年，他称了几斤旧报纸，自己裱糊的新房，乡间的画匠都兼有纸匠的技能。在风雨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在坑上，仰着立着，挨篇挨段，读完了所有报纸上的文字。这间用废报裱糊的小屋，成了他的藏书库和文化宫，等到报纸被烟熏火燎，不能辨认的时候，他还能指出屋顶上有一篇什么故事，炕头上有一则什么新闻。包了杂货的旧书篇页，他也是仔细的读过，然后保存起来。①我们觉得，上文中最后多出来的这个动作，如果放在孙犁身上，那也是很合适的。他曾告诉笔者，他这个人“有点吝啬……什么东西也不愿意糟踏，这回搬家②，孩子们说，破破烂烂的，就不要搬到新房间里了。结果，整个又过来了，破衣服、破鞋、破袜子，全部带过来了，到这边也没有扔，又收起来了。”“我老是裁废纸条子，写东西、写信都是用那个。看见白纸就弄下来，放在写字台上边了。”
　　如果有一天他再写小说，这些习惯或动作又出现在他的人物身上，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再赴北平
　　经过一段时间的失业，父亲又托人为他在北平找到了一个工作：去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每月十八元薪金。这样，他就再度到了北平。
　　这座小学在东单牌楼所在的地段，是当时北平不多的几所实验小学之一。校长姓刘，刚好是孙犁念高小时的安国小学校长的弟弟。但此人深目鹰鼻，看上去不如哥哥善良。当时北平的小学，多由北平师范的学生把持，这位校长自然也是北平师范毕业。他在北伐时参加了国民党，在接收这所小学时，据说也演了一出全武行：几个同乡同学，从围墙外攻入，登上六年级教室的屋顶，做为制高点，一顿砖瓦，把据守学校的非北师毕业的校长轰了出去，这所学校就宣告“解放”了。帮他攻克的同乡同学，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校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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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除每月拿六十元薪金外，修缮费、文具费等项下可以虚报冒领，给学生做制服、代书店卖课本等等，还可从中渔利。因此，他能带家属，早晨起来，用开水冲两个鸡蛋，冬天还能穿一件厚呢大氅。这一切，拿当时北平市民的眼光看，他的确过得既舒服、又体面的。
　　学校有两名事务员：一个会计，一个庶务。原来的会计也是安国人，大概觉得这职业还不如回家种地，就辞了职。孙犁补的，就是这个空缺。
　　但是，他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一行，尤其不能及格。他的工作是，每月向社会局（那时没有教育局）填几份表报。因为上面贴的，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他得花上几天时间，把它弄个支付相当。好在除去这些，也没有多少事干。校长看他是个学生，又刚来乍到，连保险柜的钥匙也不肯交给他。他呢，自然也没有兴趣去要。他觉得别扭的，倒是自己的办公地点：校长室在学校的前院，外边一大间，安有书桌电话，还算高敞；里边一间，非常低小阴暗，好像是后来加盖的一个“尾巴”，但不是“老虎尾巴”，而是像一个肥绵羊的尾巴。尾巴间向西开了一个低矮的小窗户，下面放着我的办公桌。靠南墙是另一位办事员的床铺，靠北墙是我的床铺。①工作的琐碎、无聊，环境的偪仄，都使他心绪烦乱。幸好他在这里还有一个比较要好的人，他就是庶务员赵松。赵松比他大几岁，他的字叫干久，他确实也在这里干得很久了，因此，他知道学校许多掌故和某些教员的秘闻，并向孙犁介绍、评论。
　　赵松最厌恶四年级的级任。这个人，单看走路，就能看出他的自高自大。他有一个毛病，一到办公室，就奔痰盂，大声清理他的鼻喉，毫不顾及西服革履的体面。赵松因此送了他个绰号：“管乐”。平时趾高气扬的“管乐”，后来忽然垂头丧气起来。经赵松告诉，才知道他和一个女学生发生关系，正在找人给女学生打胎。校长因为和他同乡，知而不问。
　　六年级级任也是校长的同乡，和西服革履的“管乐”不同，他是长袍马褂。两个人装束不一样，都是一样的下流胚子。这一个年岁较大，恐怕也是一个用坏了的“管乐”：每到下课，就一边抹着鼻涕，一边急步走向赵松和孙犁的小屋，“两手把长袍架起，眯着眼睛，弓着腰，嘴里喃喃着‘小妹妹，小妹妹’，直奔赵松的床铺，其神态酷似贾琏。”①这位级任，每星期天都去逛暗娼，对女生也无师德。
　　那些教员每月拿四十元薪金，自视高人一等。但没有一人读书、备课，因为都已教书多年，课本又不改变。每到晚饭后，就争先恐后地到外边去玩。教员如此，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教室都在里院，和孙犁他们办公的地方隔着一道墙。他本不爱走动，自然很少进去观望。但教员讲课和小学生念笔顺的声音，还是清晰可闻。那时，这所小学正在实验“引起动机”教学法：教员在讲授课文之前，先说些别的，渐渐引起学生学习课文的动机和兴趣。不料，还没等这些教员引起学生的动机，学生倒先掌握了教员的动机，于是和教员斗起法耒。有一次是讲公鸡，教员问：“早晨你们常听见什么叫唤呀？”
　　“鸟叫。”
　　“什么鸟叫啊？”
　　“乌鸦。”
　　“没有听到别的叫声吗？”
　　“听到了，麻雀。”
　　最后也没有说出公鸡来，结果自然还是逼得教员自己说出那个公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