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果然，王林当上了副总编以后，小李子利用其地位广结各大媒体主管广告业务的领导，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没少拽着我作陪。那段日子，不仅王林成了小李子的傀儡，连我也成了他的影子。要不是我老板在国外出访期间突然病故，警醒了我，我还不知道要和他们浑浑噩噩地混多久。悲痛之余，我忽然意识到死亡是个大智慧，人从生下来，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学习死亡。从我老板一生想做自己而不能的悲剧命运我悟到，一个人最成功的死亡一定是死在自己的心灵家园里。尽管我老板是一市之长，但一个被囚禁于权力之狱中的人是不可能做自己的，一个不能做自己的人是不可能找到心灵家园的，找不到心灵家园的人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客死他乡的命运。这应该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悲剧。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我毅然决然地辞职了。然而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我现在随时都有客死他乡的危险。这难道是我的宿命吗？患病以来，我不断地反思自己，为什么手中的笔没有变成心灵腾飞的翅膀，却只是一柄沉重的拐杖，每次拿起笔都下决心描绘出自己的心灵图景，然而呈现在大脑里的却只是一张老谋深算的逻辑之网。这张网不仅缠住了我的笔，更缠住了我的心。这些天，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我离开东州时小李子为我送行时说过的一句话：“郑哥，你走到天边也别想甩掉我。我就不信生活在心灵家园里的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你记住，你的七情六欲闹你的时候，我随叫随到。”我离开东州时，确实是想从骨子里忘掉小李子的，因为我毕竟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自认为是一个与灵魂打交道的人了，怎么可能和一个出身农民的暴发户再称兄道弟呢！到北京后，我也自认为自己已经把他忘记了，因为我整日沉浸在写作中，从来没和小李子联系过，我以为从此和小李子再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了，没想到我的生命不惜用死亡向小李子发出了呼唤。我始终想不明白，小李子为什么有这么准确的预见力。记得我辞职前，他请我喝酒，我酒后吐真言，说出了我将辞职的秘密，他听了以后极力劝阻我。“郑哥，”他板着脸说，“我不懂什么理想和灵魂，我只知道你熬到今天的地位不容易，不能轻易放弃，要知道你都快四十岁了，一切从头开始谈何容易。你已经没有时间换一个行当再碰运气了。当然了，也许你运气好，成了一位大作家，可那又怎么样呢？如今连上帝在人们心目中都已经死掉了，谁还会拿作家当回事？除非你活腻了，想自杀。”小李子的活说得很实在，也很直白，完全是一番好意，我下决心辞职前，他说的这些话我曾无数次地想过，但是我似乎已经让魔鬼附体了，由不得自己了，因此我淡然一笑说：“你只说对了两个字：自杀，我就是想置于死地而后生。”尽管我的想法对小李子来说是幼稚可笑的，但他仍然以对朋友极负责任的口吻对我说：“你走上了一条危险的、孤独的道路。虽然我不知道你寻求的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是人就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小李子的话实并不是危言耸听，完全是发自肺腑的，毫无一点做戏的成分，起初我以为他之所以阻止我辞职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因为自从他和王林、孙兰兰开办性病诊所以来，由于我当时请了相关部门和他们仨在一起吃了几次饭，相关部门都知道他们仨是我的朋友，因此从未找过性病诊所的麻烦，但是我一旦辞职后情况就不好说了。其实我完全是杞人忧天，通过那几顿饭，小李子早就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成了朋友，根本用不着我再为他们操什么心了。因此，我才断定小李子的话是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心里话，和小李子这份近乎庸俗的坦诚相比，我倒显得有几分道貌岸然了。因为尽管我渴望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并没有创造自己的资本，因为我的灵魂深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早就被陈腐的体制掏空了。我现在唯一的资本就是不真诚，我就是想用“姑妄行之”的玩世不恭，嘲讽世俗的“真诚”，因为这种所谓的“真诚”中有太多的虚伪。当然小李子的真诚并不属于这一种，他的真诚恰似我的不真诚，因为我面对自我时永远都是真诚的，我想他也是如此。当然“自我”在我们心中完全是不同的，他看着的是人间烟火中的那个“我”，而我已经从那个“我”中开始分离，或许恰恰是分离得不彻底，才陷入了客死他乡的危险境地。应该说小李子对艺术是一个一窍不通的人，我感觉他满脑子都是世俗的东西，他在世俗的海洋里游刃有余，如鱼得水，自由自在，但是当他听我说出艺术、灵魂、精神、心灵、信仰、理想、彼岸等词汇时，认为这些词汇与他活得如鱼得水的世界格格不入，而且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些词汇对他热爱的世界构成了威胁，因此他既诚惶诚恐，又妒忌，这才是他劝阻我的真正原因。当时我好奇地问他：“你信什么？”他似乎没太明白，不解地问：“什么信什么？”我加重语气地说：“我是问你，你有信仰吗？”他拍着胸脯自信地说：“当然有。”我惊异地问：“什么信仰？”他理直气壮地说：“人间烟火。”
11。他想做开颅手术
接下来这位何许人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他是以患者的身份与何许人相识的。起初他判断这位何许人很可能就是《白道》的作者了。因为许多大作家都曾经是医生。于是他每次见何许人都将话题往文学上引，可是何许人只谈专业。直到有一天他进何许人办公室，发现何许人正在埋头写着什么，他像哥伦布发现新犬陆似的一阵窃喜，心想，终于让我抓住把柄了，使用逗趣的口吻问：“怎么，写小说呢？”何许人的表情像得了腹泻似的没精打采，竟愁眉苦脸地说：“我一天做两三台手术，回到家都快散架了，连看小说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写小说了。”他发现办公桌上的烟灰缸满满的，一缕纤细辛辣的蓝烟正顽固地从烟灰缸内若炊烟似的升腾着，而何许人的左手手指间还夹着一截烟头，一寸长的烟灰顽固地颤颤巍巍地不肯脱离母体，他断定何许人遇上了难以逾越的坎儿，不然阴郁不会像青苔似的掩盖了整张脸。他试探地问：“那你写什么呢？”在他心里，何许人应该是看惯生死的人，平时不仅健谈，而且待人热情和善，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可今天何许人不仅反常，而且寒鸦般的眼神里蒙了一层阴霾。他决定一探究竟。此时烟头上的长烟灰终于脱离了母体，落在何许人的裤子上，何许人下意识地弹掉烟灰随手又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用烟头对着火，然后将烟头插入烟灰缸内，叹了口气说：“我在写申诉。”“申诉？”他的表情犹如大风刮过平静的水面，“为什么要申诉？”何许人紧锁眉头，仿佛在登山途中遇上了难以跨越的岩石裂缝，这袋缝是突然出现的，以至于惊得目瞪口呆。此时何许人正神情沮丧地往下看，惊出的冷汗像刀片一样滑过后背，何许人沉吟片刻说：“我被举报了。”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宛若锐利的刀锋，他的视觉微微抽搐了一下，仿佛他就是这一骇人举动的嫌疑人，他目光幽暗锋利地问：“举报你什么？”何许人石雕似的坐着，仿佛滚烫的热血已经变成了冰冷的流水，脸上流露出一丝紧张不安的优雅，仿佛怀揣着一只老鼠，又不愿意让别人发觉似的。何许人沉思了一会儿，还是放松了绷紧的警觉，摇了摇头说：“正好，你懂政治，可以帮我拿拿主意，你知道像我这种只顾低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的人，对政治是门外汉，不然我也不至于让人家当猴耍。我记得我告诉过你，神经外科老主任已经退休了，现在是群龙无首，加上我一共是三位副主任，资历都差不多，但业务水平我是最好的，于是我就成了众矢之的。”“我明白了，”他恍然大悟地插了一句，“你被诬告了。”何许人的双眼像两个煤球一样燃烧起来，用力摩擦着手腕，极力控制着激愤的情绪，屋子里氤氲着剑拔弩张的气氛，何许人咬着嘴唇说：“简直就是公开整人。你猜举报信告我什么？说是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他纳闷地问：“开颅手术在外科手术中是最高端的手术，病人死在手术台上有什么稀奇的？”何许人痛苦地掐灭手中的烟，紧接着又点了一支，愤恨地说：“这次不同，是医疗事故，而且病人家属已经向法院起诉了。”他语气中流露出将信将疑的惊愕，挑着眉毛问，“真的吗？”“假的！”何许人一副伤痕累累的表情，胸膛剧烈地起伏着，语气充满了寒意，仿佛嘴里塞满了冰块，而且咬得吱吱作响，何许人控制住战栗，恼着一张脸说：“是一位副主任和院长联手在整我，上个星期院长亲自到神经外科开了一次办公会，在会上当着全科室同事的面宣读了举报信，并要求我公开做出检查。我当时就蒙了，我从医以来已经做了六七千次手术，根本无法断定举报内容的真伪，因为三位副主任都有病人死在于术台上的经历，而且都曾经被病人家属起诉过，不瞒你说，我是神经外科手术死亡率最低的，这一点连老主任都甘拜下风。冷不丁冒出这么一档事，我突然言语艰涩、灵感枯竭，像受审似的坐在那里，无助地搓着手。一些见风使舵的同事开始落井下石，幸亏副院长发现了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举报信上举报的病人死亡时间不对劲，他说去年五月份到七月份我带着抗震救灾医疗队在抗震一线救死扶伤，当时何许人跟我在一起，整整两个月根本就没回过家，怎么可能发生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事情呢？院长和那位副主任精心策划的一切阴谋就这样被揭穿了，院长十分尴尬地宣布散会，然后悻悻地瞪了那位副主任一眼，灰溜溜地走了。会后许多同事告诉我，那起医疗事故恰恰是那位副主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