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说腿瘸了，一会儿又说心脏病犯了，实际上都是张嘴要钱，总是闹得鸡犬不宁。我父亲孝顺，只要一接到信就长吁短叹、六神无主，于是就慌慌张张跑回去探望，却并没有事。但总是这么来回折腾，也颇为破费，冤枉花了不少钱，日子越过越困难。
后来我母亲怀上了姐姐，父亲当时又总是随单位或者宣传队流动不能照顾。二人想，有孙女了可能祖母会对母亲好一点，于是就把母亲送回郑州。谁知一等父亲走后，祖母就勒令母亲挺着个大肚子干这干那，甚至还要到离家一里以外的奶牛场挑水，冬天在院子里洗衣服。祖母心坏，故意每天都要换衣服，洗衣服时都监督着母亲，一直要洗到盆里没有一点泡沫才算，把母亲双手指头都撮烂了。
母亲怀我姐姐时孕期反应异常强烈，不能闻一点荤腥。可祖母非但不照顾她这个孕妇，反而还让母亲给她炒菜。我母亲一边呕吐得翻肠倒肚一边炒菜伺候祖母，还要挨她的骂。等到祖母津津有味地吃炒菜时，母亲才能自己擀点面条，用白水煮着自己吃。孕妇一般贪吃某一样东西，我的母亲当时特别想吃蛋糕，可祖母买了蛋糕一块都不给我的母亲。母亲只有在买菜时每次藏下一两分钱，慢慢地积攒起来，攒够了才偷偷跑出去买一块蛋糕。蛋糕买回来不敢让祖母知道，一个人躲到厕所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后来，由于实在不堪祖母虐待，大姨当时又刚染上肺结核也没法照顾她，母亲只好挺着大肚子回到了滑县老家。其时文革造反风潮已渐渐平息，外公、外婆已不怎么被批斗了，但还是每天必须由民兵押送到地里劳动改造。当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下工之后，外婆就用小擦子擦一些红薯，做成凉粉给母亲吃。当时，家里除了外公外婆之外，还有我舅妈。舅妈这个人本是土匪女儿，其父亲刚解放时被镇压了，于是她的母亲改嫁给一个穷人，结果土改时划作贫农。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文革初期外公外婆挨整时她不但不帮助他们，反而落井下石，对外公外婆颐指气使。我的舅舅早已对其厌恶透顶，但由于成分不好不敢惹她，窝囊了一辈子。母亲回来以后，外婆给母亲擦凉粉吃，舅妈也要吃，而且饭量奇大。外婆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擦红薯，有时累得擦着擦着就睡着了，醒来以后又继续擦。外公外婆自己都舍不得吃一口凉粉，结果一少半给了我的母亲，一大半被舅妈吃掉了。
在老家住了两个月以后，预产期到了，母亲要回郑州生产，于是外婆和外公借了个架子车，推着我的母亲送到了道口街把母亲送上汽车（「注」道口是滑县县政府所在地，离母亲所在村庄大约十六里远，著名的道口烧鸡就产在这里）。外婆在道口买了几只烧鸡，连同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几十个鸡蛋，几十斤小米，一同交给我的母亲，准备让她产后补补身子。结果回到郑州以后，不知为什么比预产期推迟了二十多天才生产。在这二十多天里面，祖母霸占了母亲带回去的食品，全部吃光喝净了。
后来我的姐姐出世时，祖母又使坏不让父亲陪伴母亲。我父亲孝顺，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待在家里，任由我的母亲一个人在医院里挣扎。当时医院里产妇，基本上都有家人陪护，只有我的母亲一人孤苦伶仃。当时恰逢冬天，窗外滴水成冰，母亲羊水破时，就浸泡在冰冷的羊水里几十个小时。我姐姐出生时个头太大，母亲年龄又太小，因而极度难产，人都快憋死了。幸亏当时医院有一个医生特别好，在她老医生的指导下，护士们慢慢用宽带子一点一点往下勒，前后折腾了四十多个小时才生出来。当时我的母亲除了头脑清醒以外，浑身都麻木了，根本就感觉不出疼来。姐姐因为憋的时间太久，哭不出来，护士就提着她的小脚丫，朝屁股后面打了好几下，才“哇”的哭出声来。
孩子出生后，祖母和父亲去看我的母亲，医生实在觉得我母亲可怜，于是对他们俩大声训斥，祖母听后一言不发。由于母亲极度难产，医生要求继续住院一个星期观察。在住院期间，祖母也不让父亲留一分钱给母亲，每天像例行公事一般送来三顿饭，放下以后扭头就走。同屋的产妇和陪护的家属都看不惯，在祖母来的时候都指责她，还把自己家送来的鸡蛋等东西塞给母亲吃。祖母看了勃然大怒，说这病房里住着“牛鬼蛇神”，才住了三天院就非要我母亲出院。
我的母亲因为难产，子宫收缩不了，当时还不能站立、行走，可祖母在她回家第二天就叫母亲收拾房子，让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大冷天到院子里去洗被子，我的父亲就眼巴巴地看着，一声不敢吭。晚上睡觉时，下腹痛得简直就要如同刀割，母亲只能慢慢扶着床，一点点往下坐，才勉强能躺下。即便是生了孩子，祖母仍旧要母亲做两样饭，给她做好饭好菜，母亲吃白水煮面条。
我姐姐是冬天生的，出生没多长时间春节就到了，那一年父亲和叔叔都回来过年。祖母又让母亲把房子彻底打扫了一遍，把过年的食物全部准备好。一直忙到除夕晚上才最后忙完。就在母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准备休息一下时，祖母却突然对母亲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回娘家去吧。这句冷冰冰的话，对母亲来说就宛如晴天霹雳：都大年三十晚上了，哪里还有车回二三百里以外的滑县？那时大姨虽在郑州，但病得很重，要是去大姨那里让大姨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大姨心里会多难受？母亲顿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又想到自杀，于是心一横，一言不发地抱起我姐姐走了出去，准备和姐姐一起卧轨解脱。
我父亲虽然不敢在祖母面前说个“不”字，但实在放心不下我的母亲，偷偷跟了出来。父亲说，别回老家去了，还是找个旅社住下来吧，等年过了就领你回工程队去。可当时已经除夕之夜，街上的旅社大都已经关门了，他们俩在街上转了半天，最后在火车站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可是父亲所有的钱都交给祖母了，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当时郑州还有那种寄卖店，大年三十也不关门，于是父亲到寄卖店把自己的手表卖了，给母亲交了店钱，还给母亲留了三十块钱。临走，父亲担心母亲出事，再三叮嘱旅馆服务员帮忙看着母亲，所以母亲出去吃饭时，旅馆派了一个服务员寸步不离地跟着。此后几天，父亲每天只能对祖母编谎话说去同事家里串门，偷偷跑出来看看母亲。
此事父亲一直瞒着祖母，但没有瞒着我叔叔。叔叔当时尚年轻气盛，知道后跟祖母大吵了一架，离开家到武汉找我大伯去了。事已至此，父亲也只得把母亲接回家里，又忍了几天，父亲和母亲就回潼关工程队了。
我的祖母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要虐待、奴役他人，不光是儿媳、女婿，甚至自己的孙子、孙女。虽然子女们都很孝顺，但她走到哪里，哪家都不得安宁，最后竟无一人敢收留她，只得住进敬老院里。所有的子女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但条件都是决不能来一起住。我在武汉读大学时候，虽然也知道祖母和我同在一个城市里，但为了我母亲以前所遭受的那些罪，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一九九六年年初的一天夜里，祖母死在敬老院里，时年九十一岁，死前一个亲人都不在身边。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五、伟大的母爱
我父亲比我母亲要大十六岁，二者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迥异，从见面到结婚只用了十天时间，因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爱情。自从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她就日复一日地遭到祖母的残酷虐待；而我的父亲却根本不敢为年少弱小的母亲遮风挡雨，还时常因为心情不好而对我母亲发火，根本没有尽到一个当丈夫的责任。所以，那时我的母亲对这个家庭没有任何感情，有了姐姐以后，母亲只是为了无辜的孩子，才勉强维持着这个家庭。
我母亲二十岁那一年，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与她擦肩而过。当时我的父亲又随宣传队外出，我母亲就一个人领着姐姐住在简陋的工棚里。那一年，铁Z局招收了一批新工人，正好在离我母亲所住工棚不远的地方培训，下了课就喜欢和工人家属一起玩。这批青年工人中间有一个姓赵的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颀长，正与我母亲的年纪相仿。
虽然我母亲衣着破旧，怀里还抱着个孩子，但仍然遮不住她青春的气息。在铁Z局工地的工人家属中，我的母亲最年轻漂亮，无论从身材还是外貌，都是百里挑一的。慢慢地我母亲引起了那个姓赵的小伙子的注意。后来他就托人打听，知道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的情况。小伙子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人也很有教养，慢慢地开始接近我的母亲，帮助母亲挑水、提煤。我的母亲在她生命的前二十年中，除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从来没有人给过她如此的温暖。渐渐地她感觉到自己对这个英俊的小伙子产生了一种朦朦胧胧好感，愿意跟他待在一起。
那一段时间，我的母亲心理一直处于矛盾的煎熬中。二十岁的她犹豫在是选择自己的幸福，还是选择孩子的幸福之间难以取舍。那个小伙子年轻帅气、会体贴人，无论从年龄、长相、性格、家庭条件等方面都比我父亲强很多，我母亲确实很喜欢他。但是，只要一想到已经有了这个孩子，我的母亲就只得压抑住发自内心的冲动，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两人相处的几个月里，我母亲从来没有向小伙子表露过什么。终于有一天，小伙子忍耐不住向我的母亲表白说想和她结婚。说话时，他真诚地、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我母亲，期望听到她肯定的答复。
听到小伙子的求婚，再想想自己的处境，年仅二十岁的母亲确实也想跟他一走了之。然而，这个念头在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转眼间就被要对孩子应负的责任压倒了。等到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