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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东门外那个蚯蚓饲养场也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当时人们都还很穷，一份蚯蚓二十块钱损失了也都很心痛。母亲不忍心看到人家受损失，就把卖给私人的那些钱又退了回去。不过，由于我们家养得早，蚯蚓繁殖快，最后一算，整体上还是赚了八百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购买蚯蚓，最后全赔进去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由于自小受苦受惯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投机取巧，挣个巧钱的想法。那时她在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经常到银行取工资款，一取就是上万。万把块钱现在就是薄薄的一叠，可当时最大的币值是拾元的，一万多块就能装满一个提包，对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起家。那时每天厂里都有来拉铁丝的汽车，我的母亲每天中午就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一起往车上装铁丝，把一盘二十五公斤重的铁丝从仓库里扛上百米开外的汽车才一分钱，每天中午少的时候装个三、四十盘，挣几毛钱；最多的一天装一百六十盘，挣一块六毛钱。装完铁丝，还要赶回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当时厂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块钱的收入，而我的母亲每天靠装车，每个月总能获得比人家多上三分之一的收入。
后来有一段时间，太谷县外贸公司搞来料加工的劳动保护手套业务。加工一副手套，工钱是三分钱。我的母亲从外贸公司领回原料，下班回来就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一天可以做几十副手套，挣一块多钱。
我们家住在家属院最外围，因此临街。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后，家里渐渐宽裕了，于是就把临街的院墙拆了，盖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小小的副食日杂商店，还起了个字号“宝华德”。母亲在厂里人缘好，盖房子时好多工人来帮忙，招待一顿饭就成了，连钱都不要。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只有五百元，一天销售额多的时候几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一块多，碰到天气不好，一天不发市的情形都有。每当进货时，我的父亲母亲就拉一辆架子车，到离家很远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去。后来我们家旁边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家商店，我们的小商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剩下来不少的罐头、饼干，足够全家人吃了几年。
后来，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的母亲看准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锈头（「注」锈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我的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锈头，再把它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的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锈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一时间买者若鹜，门庭若市。
拔锈头的生意，我的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帐，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在当时，三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我的母亲就不敢再干了，因为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政策变。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后来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婆外公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到了一九九一年就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由于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的母亲在做拔锈头生意的时候，尽管全是她的血汗钱，但也始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的父亲，当时也不知道家里究竟有多少钱。
一九八四年，我的母亲被调动到太谷线材厂供销股。当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领导和工人就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材和铁丝卖。他们还找我的母亲，试图也让她入伙。我的母亲是个诚实的人，觉得很为难：如果检举这个团伙，那实在对不起自己良心，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我们家最困难时候帮母亲转了正；如果不检举，那么势必为法律不容。权衡再三，我的母亲只好提出调离申请。
当时，我母亲的调离申请在厂里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厂里效益非常好，我的母亲干了那么长的临时工，吃了那么多苦，熬了那么久，好不容易转正又节节高升到了别人视为“最肥”的供销股，人人都眼红着，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调离走，别人都觉得莫名其妙。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来劝，可母亲铁了心就是要走。我的母亲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就是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的。即便是不参与分赃和盗窃，单单是“供销”这个岗位，就会让人有嘴也说不清。即使真没什么事，公安局传唤一两回，那在这个小县城里，好名誉就算丢了。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母亲眼光的长远。我母亲调走两年以后的一九八六年，该厂案发，其实是厂领导班子间闹矛盾，把另一派给告了。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的就有将近一百个，被判刑的有好几十个。其实，那些人也没弄到多少钱，多的几千块，少的几十块，真是不值得。从此，线材厂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曾经有一段时间，厂里有些老职工来家里想请我母亲回去当厂长，带领厂子走出困境。当时，我母亲虽然有些动心，但又觉得那些当年的老工友们如今抓的抓，死的死，人心已经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无能为力，也实在不想回那个令她伤心之地了。后来，线材厂在九十年代房地产热的时候又靠贷款红火了两天，但厂领导一心为私，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就破产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二、小平你好
一九八四年国庆前夕，我父亲在宣传队里的至交，局公安处政治处主任老吴不幸被一个寻仇的民警杀害。当年我母亲转成城市户口，全靠老吴帮忙，父母对老吴非常感激，得知老吴牺牲的消息，二人哭了一场。后来知道，老吴牺牲时和另外三个民警一起开会，住在一间招待所里，老吴和一个民警住里间，另外两个民警住外间。半夜，住在外间的一个民警，因与另一个民警有仇，就起来拿出手枪来将正在熟睡的那位民警打死。老吴听到枪声，就起床到外屋看怎么回事，一看，那个凶手拿着枪站在房间里。老吴大喝一声：“你干什么，找死？”谁知那凶手已经杀红了眼，索性一枪把老吴打死。住在里屋的另一位民警机灵，一见是这个情况就翻身躲到床下，顺手把手枪拿在手里。凶手冲进房内，又朝这位民警睡的床连开两枪。这位民警就以床为掩护，与凶手枪战。对射了几枪以后，凶手退回外间，接着一声枪响，凶手吞枪自杀了。后来，人们都说老吴在死前有征兆，因为那天白天原来宣传队的同事请老吴喝酒，也请了那几个民警，被首先打死的那位民警没什么文化，敬酒时胡乱用词：“来，各位生前好友，喝！”结果当天晚上，这句话就不幸应验了。
时值一九八四年的国庆，当时改革开放搞了几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通过电视，上初中二年级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场面，看到邓小平检阅部队，也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那一年的阅兵，虽然没有山呼万岁、没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但人们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隐隐有一种自豪感。而到了一九九九年搞阅兵的时候，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庆第二天，我的父母就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太原，一是参加老吴的追悼会，二是领着我们俩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十三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吴伯伯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街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的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劳节俭，而且对后辈和亲人非常无私。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村子里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而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少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外婆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