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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时结婚的。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当时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阳一家工厂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舅在匆忙中见过舅妈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信阳上班去了。但是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于是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索性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革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甚至还在家里批斗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还要受舅妈的气。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全部推给外婆一人。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怨成病、积劳成疾。加之本来就有肝炎，故而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的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的母亲在听到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的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没办法，我的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的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的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七，我的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都舍不得外婆走，外婆就紧紧地握着我们俩的手，安慰我们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我当时还惦记着外婆的话，总是幻想着哪天外婆能够好好地回来。可是二十多天以后，我的母亲和外公回来了，当我看到母亲脚上穿着的白鞋时，（「注」河南滑县风俗，守丧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远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外婆了。得知外婆的噩耗，我不但异常悲伤，而且非常愧疚，因为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上课时总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时发下的誓言，要到二○○○年开小轿车接她，顿时泪如泉涌，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但谁都劝不住。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给外婆戴孝的，但我坚持要戴，整整戴了一年。直到十年以后的一九九四年，我上大学四年级回老家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命苦的人，从小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点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丈夫被抓，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辈子受歧视、受迫害、忍饥挨饿……什么样的罪都遭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可是生活刚刚由苦变甜，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载，享上几天清福也好啊。人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公？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四、成长的历程
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读。我刚上初中时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于是有些骄傲，不怎么爱学习了，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成绩就落到了全班第十九名。此后初中三年，虽然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但由于我实在贪玩，所以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特别是初中二年级时，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个人的班里，已经算差等生了。那时我特别爱看电视，每当父母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时，我总是撒谎说写完了，然后就看电视。可作业第二天得交，于是我晚上总是乘父母睡着了就偷偷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赶作业。这么就一个学期下来，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我小的时候，对天文学兴趣很浓厚，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者宇航员。太谷县城小，那时只有一两家书店，可以说我把那书店里所有的天文学书都买回来了，每天边看边想。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类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星球上，从宇宙的观点来看，人类的价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争我斗？大概是那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影响，我以后形成了对身边人之间明争暗斗非常超脱的态度，既不过问，更不参与。
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暑假期间，我从当时订的一本《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看到一条由江苏省武进县张里湾光学仪器厂发的广告，称哈雷慧星即将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接近地球，因此他们厂制作了一批二十倍天文望远镜镜片，可以邮购，每副1。3元人民币；另付包装邮寄费一元。我当时可能是太兴奋了，只看到前面的镜片价格，没看到后面的包装邮寄费，就按着地址给他们寄了一块三毛钱。那时人们都还很不错，没多久收到厂里寄来的一封信，很客气地说还应该再付一元钱的包装邮寄费。后来不久我收到了镜片和制作望远镜说明书，父亲和我一起动手做了一个望远镜。那时物资还很匮乏，太谷县城里连制作望远镜的牛皮纸或者卡片纸都没有卖的，只好买了一些比较厚的白纸卷起来，里面涂上墨汁，勉强把目镜和物镜安上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就盼着天黑，好用望远镜看星星。当我第一次看到月球的环形山时，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一九八五年秋天，家里彩电升级换代了，父母从北京买回来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当时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是顶尖的东西了，我和姐姐都十分兴奋，看着到我们来玩耍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那台彩电是由去伊拉克的工友在国外买回的，国外售价是二百六十二美元，按当时汇率应该卖四百八十元人民币才对（「注」根据当时官方汇率，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比率是1：1。85），可是我们家却花了两千元，还必须自己到北京提货。那时人的眼光真有点奇怪，我和父母都觉得这二十英寸已经足够了，再大，屋里就可能放不下了。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去商场里买电视，看到比二十英寸屏幕大几倍的三十四英寸电视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大。送回来以后，我坐在沙发上越看越觉得小，怀疑是不是送货送错了，还拿尺子量了量，原来也并不小。
到了一九八五年上初中三年级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实在是太差。初二下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物理考了二十九分，英语考了二十五分，落到全班倒数几名去了。初三一开学，升学的压力让我警醒过来，于是开始刻苦起来：每天早上六点，我就到教室里学英语，记单词；累了，就把班里卫生打扫一遍换换脑筋。当时恰好换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姓孟，就住在学校里，每天看到我如此刻苦，还这么为班集体做好事，很是喜欢，经常来鼓励我。后来到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孟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当时入团的时候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一些老师觉得我年龄太小（「注」当时我十三岁，在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以前成绩也不好，故不主张我入团。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我还回家哭了一场。但后来，大概是孟老师坚持吧，我还是入了团，成为班上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之一。
学习是个苦差事，别说现在要交高额学费，就是在当时不怎么收费的情况下，多数学生都是不愿意学习的。多数人在未成年时代总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要健康成长，不但要靠家长细心开导，还必须有好老师来带。我刚上初三时，物理很差，当时代课的是一位年轻物理老师，叫史明亮，总是在作业本上写上一些鼓励的话，我就非常高兴，学物理就来劲，一个学期就把物理课从二十九分赶到八十九分；到了下半学期换了个物理老师，其实讲的也不错，但就是不太多搭理学生，结果我很讨厌他，也不愿意学物理了，一个学期考试成绩就又退成二十七分。
经过初三第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考试成绩上升到了全班第十五名。但是，当时太谷县只有两所正规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学比例大概只有五比一，即使考上全班第十五名，也很难考上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