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着吴文化
五千年的烟绿晴红。
渔火江枫楼台，
衣香人影匆匆。
山塘七里烟雨淡，
文才武士气如虹。
东吴巨富的盛世伟业，
还看在今朝
璀璨如华的姑苏金梦。
一五五
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
——《巨商沈万三》创作札记兼及江苏文艺版再版后记
吴恩培
（一）
1995年4月，江南莺飞草长季节的一个上午，我开始了和元末明初一位巨商的对话。两年的时间里，楼上看山，灯下看月，舟里看霞，城外看雪，自是一番甘苦，一番情趣。
作为凝固这种对话的物质、精神形式——中文版《巨商沈万三》一书于1997年4月由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7年后的2004年6月，该书日文版由日本东京勉诚出版社翻译出版。如今，江苏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该书的中文版。
感谢上述的出版社，为我和我的对话者提供了向公众行使话语权的平台。
（二）
《明史》记载：14世纪时，江南一个发了大财的巨商——沈万三，为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造筑了南京城墙后，还溜须拍马地想为朝廷犒军，被朱元璋眼一瞪，发配到了山高水长的云南去了。
云南离海很远，到了内陆的沈万三当然无法再搞他的海上贸易了，况且，朱元璋为了防止退却海上的敌对力量利用大海向他的皇权挑战，故海禁甚严片版不得入海。
夕阳中，沈万三踽踽而去，留下了一个逆光的蹒跚背景。直使得后世的人们无法看清楚他的脸。然而，即使是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我们大约也难看清他的扑朔迷离的面容了。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他这个人的生卒年岁，尚是一本糊涂账。这个富可敌国的富翁是如何富起来的，各种荒诞不经的说法并存。甚至于他的姓名、籍贯，犹争论不休，众说不一。史料的记载，更是诸说迥异。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三十三回借潘金莲之口说他是南京人，诚所谓“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人的名儿树影儿”；《周庄镇志》说他是昆山周庄人；《张三丰全集》说他是“金陵人”，同书更说他是“秦淮大渔户”；董汉阳《碧里杂存》说他是“集庆（今南京）富家”；孔迩《云蕉馆记谈》说他是“苏州吴县人”；周广业《循陔纂闻》据《秀水县志》说他的原籍是浙江嘉兴等等。
野史记载不清，可正史记载亦清楚不到哪里！
沈万三在《明史》中有三处被提及，内容说其造应天（今南京）城墙和犒军乃至被流放云南事。三处字数总共仅三百字左右，但却三处记载，各不相同。《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中说他是吴兴（浙江湖州）人，名沈秀。《明史·王行传》说他是吴县人，名沈万三。《明史·纪纲传》说他是吴中人，名沈万三。
关于沈万三的经商，孔迩《云蕉馆记谈》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吴江县志》和《苏州府志》也记述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因通番而得”。明史专家吴晗在《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一文中曾以此为据，说明“苏州沈万三富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在《朱元璋传》、《明史简述》等学术著作中，吴晗也持同样的看法。
然而，“海贾”、“通番”及其从事海上贸易的种种细节，诸如在什么地方出海，到了哪些国家，船上又装了些什么货，出了几次海，每次的起讫时间，船只的数量、舶位，随行的人数等等，所有这些构成“海贾”、“通番”要素的具体数据，均一概阙如。
于是，即使是最严谨的历史学家，大约也无法画清楚他的脸了。
沈万三毕竟比不得较他晚几十年的郑和。后者负有皇上使命，代表朝廷出海，几时走，几时归，到了哪些地方，做了些什么事等等，都有随行史官记载。而沈万三干的可是犯禁的海上私家贸易，其性质颇有些走私偷漏税之嫌，即使有些出海的痕迹，只恐怕毁之都来不及，哪里又会给世人留下点点滴滴的文字记载！
我最早听说沈万三这个名字，是在六十年代初。兄长在宁求学，尚是个初一学生的我去看他。兄长陪我去东郊玩，是沿着城墙走的。路上，他指指城墙说起帮朱元璋筑造这城墙的人叫沈万三。
是时，仰头看着巍峨高大的城墙，蓦地我眼前出现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形象来。这家伙这么有钱，想必是这副模样儿，我当时想。其实，这只是一种思维的定势，有钱人必定脑满肠肥。至于这家伙的脸，那时没看清楚。及到后来，读了许多关于他的书，我也只是充其量地看到他的背影，于是努力地想描摹出他的面容轮廓。在古书字里行间的空白处，本就留下了诸多供后人猜测、想像及填充的空间。我竭力睁大眼，也只能在晴红烟绿中朦朦胧胧地看到他那出海的船队桅影。站在船头的他，始终没有掉过头来，留下的依然只是一个老态佝偻的背影。
或许，从正襟危坐开始对话的一刹那，我就依稀感觉到，背我而坐的对话者，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在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一会儿是历史的，一会儿又成为文化的。
虽说看不清脸，但我在记录对话时，却心知肚明：和这样一个人对话，那我已别无选择，只能是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了。
（三）
《巨商沈万三》在1997年出版后，当时我居住的楼下一位开烟杂店的老先生对我说，沈万三赚别人的钱，你倒赚沈万三的钱。
猛一听，我吓了一跳，后来一想，倒也释然了，同时感到老先生看问题的视角倒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于是，我只能如苏州话所说“吃进”似的缄默。任何一句辩说写一本书的稿酬其实很少之类，不仅多余，而且会露出浅薄。
一五六
其实这一选题，本不浅薄。
在中国史书记载的汗牛充栋的历史事件中，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故事可是惟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至高无上的皇权，必然地取得了胜利。选择这一多少带有悲凉意味的题材，只是意在以一个开国皇帝和一个富可敌国的富商之间的善缘、恶缘为切入点，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中国近百年积弱的滥觞。
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铸写着我们祖先的辉煌。即使到了中国历史上屡受边衅之累的宋代，虽然发生了金人南渡、虏却大宋父子两代皇帝的靖康之耻；虽然大宋王朝在与辽、西夏的边衅较量中远逊于前朝秦皇、汉武的武功威仪，在国家的治理上，亦缺少文、景盛唐的文治气度，然而，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却是远远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宋代东京（今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至今还留下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经济繁盛的景象。
元代时，中国虽战乱不已，可马可·波罗（1275—1292年来东方）、奥德里克修士（1321—1338年历游中国诸省区）等洋人当时来到中国，对东方古老国度的繁荣状况，仍然表现出莫名的惊讶。
从时间的横比上说，时值14世纪的元末明初，当沈万三的私家贸易船队的桅影已在太平洋上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初升的太阳时，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正发生着西方教会的大分裂——罗马选出一个教皇，而法国籍红衣主教则另立教皇。两个教皇分驻两地，彼此诅咒，正互相开除教籍呢！
当稍后来的明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着大明官家船队——实际上是一支具有军事性质的远洋船队——“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引自至今留存于太仓浏家港天妃宫里的《通番事迹碑》）时，在比萨召开的欧洲宗教会议正决定废黜原来的两个教皇，其结果却冒出了第三个教皇，更形成了三个教皇鼎峙的局面。
完全可以说，在科技、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领先到15世纪。
相比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或许，从综合国力上说，先前我们可比他们阔多了。
虽说是充满着阿Ｑ式的自嘲，但却是实情呢！
痛心的是，后来，别人上去了，我们却相对地落后，落后到挨别人打的地步。在19世纪后的一部晚清史里，大清的黄龙旗屡屡无奈地倒下覆盖在绿营将士的尸体上，马革裹尸的惨烈景象在西天如血的残阳映照下，显得悲壮而又悲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其时，我们非但看不到昔日沈万三和郑和的远洋船队，恰恰相反，映入眼帘、充斥耳畔的却是英国人敲开中国海禁之门的远洋炮舰和轰隆隆的炮声。接下来，割地赔款，五口通商……
一切的一切，令人荡气回肠，扼腕叹息，不忍卒读而又不得不读。
这是结果。
（四）
东方哲学注重于结果，然而，我们还不得不注意一下西方哲学所注重的过程。
我们综合国力曾经相对强大，可在后来又悄悄流走，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演变成的？当寻找我们走向积弱的那一段时间时，我们不得不把眼光停留在明、清之际，尤其是大明。
六百年前的大明立国之初，当沈万三这位富可敌国的巨商最后败于大政治家朱元璋之手时，便无可挽回地表明，中国封建皇权奇怪地让一个放牛娃又延续下去了。在人们谈论中国缺少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阶段的今天，公允地说，历史也曾给了中国一次次机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资本论》第1卷第904页）
假如沈万三的对外贸易能在中国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催生助长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进而带动当时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由此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假如朱元璋容忍或接受沈万三对外贸易的实践、主张并以此奉行贸易立国的方略，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显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结出资本主义的果时，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大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