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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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 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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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炮,可是对梁士诒并不是重要打击,到7月20日,袁又申令停梁的左右手叶恭绰的交通次长职务,这才是重要的开始,袁的命令是:
“据平政院长周树模呈称:津浦铁路局长赵庆华舞弊营私一案,交通部次长叶恭绰最有关系,请谕令暂行停职候传等语。叶恭绰着暂行停职。”
叶恭绰是交通系的第二号人物,是梁士诒的化身,梁不作交通总长而身为交通系领袖,叶恭担任交通次长是实际的交通系灵魂,如今打击梁系的人竟说动了袁向叶恭绰开刀,其幕后力量之大当可想见。然而事态并不因叶恭绰的停职候传而结束,反之却正在扩大,兼涉及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各铁路。交通部以部令令京汉铁路局局长关赓麟,京绥铁路局长关冕钓离职听审。这样一来当然变成了交通界一件轰动事件,而大家都明白,这是袁所同意的,对梁士诒的交通系一个大打击。
交通大参案发生后,袁曾对梁说:“参案原来有你在内,我叫他们除去你部分。”这番话似乎表示袁对梁还是很好,可是参案而先由总统见到其稿,显然内中大有毛病。参案发生后,梁士诒乃请病假,小憩翠微山。
交通大参案前后查办历时五月,最后叶恭绰仍得明令复职。
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就在交通大参案期间,这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救运动,非出梁本意,然而事后梁极力为此事洗刷,坚决说“全国请愿联合会”不是他所筹组,而是袁硬性替他署名于上的,这似乎又否认得太勉强。
全国请愿联合会于9月19日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帝制行动团体,比起筹安会挂研究之名要实际得多,这也正是梁士诒不同于杨度的地方。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发起宣言如下: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廿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同人不敏,以为我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声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坐,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请愿联合会职员人名表
正会长沈云沛,副会长那彦图、张锦芳,文牍主任谢桓武,副梁鸿志,方表,会计主任阮忠桓,副蒋邦彦,夏仁虎,庶务主任胡壁城,副权量、乌泽声,交际主任郑万瞻,副袁振黄、康士铎。
请愿团体名目表
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北京人力车夫发起。
乞丐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发起。
妇女请愿团安静生所发起。
公民请愿团各省官吏用本籍公民名义组成。
筹安会杨度等发起。
筹安全请愿代表团筹安会各省代表组成。
商会请愿团北京商会冯鳞霈、上海商会周晋鏣等发起。
教育会请愿团北京梅宝玑、马为珑发起。
北京社政改进行会恽毓鼎、李毓如发起。
旅沪公民请愿团陈绍唐等发起。
妇女请愿团,发起人是安静生女士,绰号安大浪,其请愿书有云:
“吾侪女子,群居噤寂,未闻有一人奔走相随于诸君子之后者,而诸君子亦未有呼醒痴迷醉梦之妇女,以为请愿之分子者。岂妇女非中国之人民耶?抑变更国体,系重大问题,非吾侪妇女所可与闻耶?查《约法》向载中华民国主权,在全国国民云云,既云全国国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万万中,女子占半数,使请愿皆男子而无女子,则此跛足不完之请愿,不几夺吾妇女之主权耶?女子不知,是谓无识,知而不起,是谓放弃。夫吾国妇女智识之浅薄,亦何可讳言?然避危求安,亦与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财产之关系,亦何可任其长此抛置,而不谋一处之保持也?静生等以纤弱之身,学识谫陋,痛时局之扰攘,嫫妇徒忧,幸蒙昧之复开,光华倍灿,聚流成海,撮土为山,女子既系国民,胡可不自猛觉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女界二万万同胞,以相随请愿于爱国诸君子之后。姊乎妹乎!盍兴乎来!发起人安静生启。”
这个请愿书在报上披露后,有女生杨淑仪、陈秀文、梁秀英等发遍通启:“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安静生本一贱妇,望我诸姑姊妹勿与贱妇为伍!”骂得很痛快!
请愿联合会组成后,就发动各省和各机关投送请愿书,要求改行帝制,作为催促帝制实现的团体。当时袁世凯希望能召集一次国民会议,作为全民赞成帝制的机构,于是请愿联合会便上书参政院,请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正式机构。
本来,袁急欲称帝,拟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机构,可是法律专家认为国民会议是民国的约法机构,不宜于解决国体,同时人数不多,不能算做真正代表国民,无论对内对外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联合请愿的目的,是促成国民代表大会的产生。

七十二、外交上遭遇阻力
帝制活动正在密锣紧鼓时,袁对于国内的反对完全不予重视,可是意外的打击是列强透过其驻北京公使表示反对,这倒使袁颇伤脑筋。
民国4年10月28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政府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政府训令,加入三国警告,遂于11月3日亲赴外交部与陆总长会晤,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劝告中止。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随后意国驻京公使,亦于11月12日午间亲诣外交部,访晤陆总长,谓奉本国政府训令,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政府将变更国体之事展缓。
10月28日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外交部陆总长于10月28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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