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新的冲突，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是如此。
既然希腊极端左翼政府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反对紧缩，那么必然和以往政策有所切割。希腊新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甚至表示，要求德国赔偿希腊二战损失。根据媒体报道，希腊知名政客格列索斯说，历史证据显示德国应赔偿希腊1620亿欧元。德国强硬表示不存在上述赔偿问题。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这个据说“从不参加失败的战役”的政坛新一代铁娘子，对于希腊的挑衅性言论给予强硬回复，强调与希腊的目前方案是任何讨论的基础。从随后市场反应来看，金融市场对于希腊退欧反应很大。，2015年2月希腊3年期借贷成本涨至21％之上，创下3年以来高位，雅典股市也下跌6％。
希腊的诸多言论，其实是为2015年初欧元区财长紧急会议制造舆论声势。2015年希腊新政府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中，二者最终达成了妥协。对于欧元集团主席杰伦·戴塞尔布卢姆的申明，希腊政府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45分钟时向他发送了改革方案的电子邮件。而希腊的救助协议延长6个月的请求，最终被批准为4个月。
希腊财政部长Yanis Varoufakis （左）在3月9日的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上。会议最终未通过向希腊发放资金的方案
矛盾的德国
德国的态度对希腊至关重要。
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以及强势分子，德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恢复不错，成为支撑欧元区的重要力量，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拯救欧元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默克尔和现在一样面临希腊是否退欧的局面，强硬者认为可以接受，因为希腊留下来代价很大，而另一边则觉得未知风险可能大，在确定的代价与不确定的风险之间，核物理博士出身的默克尔选择了支持希腊，这代表了一种理性的政策权衡。
事到如今，希腊国内的极端左派上台，这与德国的强硬派形成了直接冲突。这对于欧洲以及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个坏消息，更是一个趋势性的警示：当经济问题在经济上无法妥善解决，政治主流就会遭遇民众质疑，这也给予极端派可乘之机。历史并非没有先例，想想大萧条的灾难以及随后纳粹德国的兴起吧。
剑拔弩张之下，欧元区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从经济蔓延到政治，默克尔和希腊的对决成为下一个爆发点。在2011年到2012年第一次希腊危机中，物理学家出身的默克尔最终选择希腊留在欧元区，一方面使得欧元区继续存在，甚至在2013年到2014年欧洲洋溢最多的是“欧元得救”的乐观情绪；另一方面，希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欧洲救援方案的苛刻使得希腊人民最终忍无可忍，不仅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中极端派的政治力量也在成长，欧元区的离心力开始骤然增加。
德国的立场不仅决定希腊，也决定了欧债危机的走势。德国人总认为自己是为欧债危机买单，但事实总有两面性。一方面正是欧元的成立助推了德国的繁荣，因为德国在一体化的欧元区内相当于获得一次性货币低估，其竞争力得到加强与扩大，在欧元区的广大市场支撑之下，德国得以避免了日本和美国的空心化，成为发达国家中以制造业立国的特例。另一方面，如果欧元解体，德国的出口将遭遇打击，其制造业的未来也将岌岌可危。而德国强硬派的做法，其实也激发了希腊之外的国家的一些反对声音，除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声音，德国退出的声音也出现了，这是欧元区离心力的情绪反应。
汇丰（HSBC）集团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 King曾经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元区形容为“地心说系统”，当外围国家深陷经济活动疲软，甚至经济活动已经迅速萎缩，而位于欧元区中心的德国，仍继续维持低利率以及正常财政水平。换言之，过去的欧元体系确实存在不合理性，除了外围国家的过度举债，也有德国等核心国家汇率低估又恪守低物价带来的危害。
德国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的领头羊，却因为历史等原因不愿意承担领导义务。如何破局，既取决于德国国内意见与德国领袖雄心的平衡，而国际责任有时候也让德国人难以回避。
债权人vs债务人
抛开国别斗争以及党派利益，希腊退欧的事件，其实不仅仅是德国和希腊的斗争，更是一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恒久斗争，是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斗争，也是国家内部的贫富之争。
如果理解欧元区分歧是贫富差距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希腊的诸多表现也并非不可理解。国家债务总是被认为可靠，其实国家在过去数百年中的信用记录也不怎么好，主权债务风波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风起云涌，这在美国经济学家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的系列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不少教训。
雅典街头，一个亚洲移民拉着废弃汽车零件准备去交易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战斗无休无止。面对纷争，在统一欧洲的梦想之下，欧元区过去最擅长的事情就拖延，这一次，危机可以再次拖延么？如今，希腊被丑化为赖账者，而德国的形象变为催命人，这种对契约的道德化的简单解读，并不利于希腊现实问题的解决。
莎士比亚的名篇《威尼斯商人》揭示一个或许令人不快的现实，大家通常认为夏洛克贪得无厌，但事实上他的索债要求非常合理；反观今日，大家对希腊千夫所指，但反过来说，难道债权人对于坏账就没有责任，难道不应该对于过度放贷给予检讨？
情绪之外，仍需理性。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流行，金融全球化升温，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愈加明显，但是二者之间谁为因果难以断言，是因为没有全面拥抱全球化而导致增长停滞，还是因为拥抱全球化过度导致竞争力受到损害——从更务实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有可能，面对危机，最不需要的就是将经济政策过度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
有序退出还是拖延留下？
早在2011第一次希腊危机期间，不少学者已经觉得希腊状况难以维持，但是欧元区的政治力量最终使得希腊得以拖延。费尔德斯坦早就断言希腊难有活路，2011年希腊政府负债相当于GDP的150％，经济陷入崩溃，政府更是常年存在赤字，希腊的出路其实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常常的选择，那就是违约同时贬值。
这代表了典型经济学的思路，简单直接，切中要害，可以说清晰正确，但是现实之中总有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考量。希腊最近几年持续紧缩，但紧缩并未带来增长，这也导致债务阴霾愈加严重。2014年底希腊公共债务达到了其GDP的178％，标准普尔2015年2月将长期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B…，且还可能进一步调低。标普强调，希腊流动性不足决定了希腊新政府没有宽裕的时间来同债权人就融资方案达成协议。
如今希腊债务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希腊这样退出，将使自己在国际市场中期内无法恢复信用。希腊主要借外债，其债主不少是德国与法国的银行。希腊违约，对债主会造成重大影响，引发国际连锁反应，甚至引发对于希腊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违约的猜测，如果意大利与西班牙也步入这一黑色链条，整个欧洲金融市场即使不会崩溃，也会陷入艰难的清算。
上述情况还是假定希腊有序违约，如果希腊以及其他国家无序违约，那么更是一场噩梦，其后果将是N个雷曼兄弟倒闭的冲击。也正因此，欧元区的最好出路在于两条，要么彻底对希腊债务达成一致，希腊留在欧元区，整个欧元区来消化这些债务，要么就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但以有序的方式退出，如果机会合适也可以重新回来，这就要求欧元区有明确的退出以及加入机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退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是重拾竞争力的机会。
这是欧元区近期面临的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但是具体落实与操作仍旧需要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如投资家索罗斯等人就多次提议，在欧元区建立共同财政机构。此时此刻，欧洲央行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
欧洲央行走向国际最后贷款人
早在2010年，欧洲央行（ECB）的角色已经出现转变，危机给予其机会。
当时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为金融市场稳定四处奔走，“它撑起了欧洲银行业体系的大半江山；它在国债市场采取了干预行动；它推动银行公布‘压力测试’的结果，并获得了成功；针对面世11年之久的单一货币，它提出了大胆的政治改革建议。与此同时，它的掌门人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游说政界人士采取紧急行动，并重视财政纪律。”
2014年2月11日，希腊雅典，希腊前财长斯图纳拉斯（右二）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左二）进行会晤
当时《金融时报》如此描述特里谢的角色，也说明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是危机对欧洲的最显著改变之一。
反过来说，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的另一面，其实也是欧洲央行去德国化主导的转变。欧洲央行总部设在法兰克福，过去德国主导，是一家专注通胀的保守甚至乏味的机构，如今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与斡旋，欧洲央行似乎而变得无处不在。
随着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愈加明显，德国人接替法国人特里谢的计划也落空，最终是是意大利人出面。
事实证明，这位比前任更加出色。在混乱之中，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不仅使得欧洲央行作用扩大，他本人也被视为拯救欧元的人。
他反复强调在欧洲央行职能范围之内竭尽所能保卫欧元，并且频频向欧洲领导人喊话，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欧元的愿景“我们必须一起为欧元指明一条前进道路，即我们对10年后的愿景是什么”。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央行中德国的影响力已经受到削弱，它也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