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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初看《少女哪吒》几个字，很多人以为这是个同性恋故事。李霄峰对此苦恼不已，他说，这个时代出了问题。“看到两个男的在一块儿就觉得同性恋……反之就是异性恋”，人们迅速地一分为二，下判断如同应激反应。流行的星座分析至少把人分成12种，已经显得复杂一些。好友虞晓毅用星座来解释李霄峰，也动用了二分法，他说李在日常交往中热情周到，私底下又深沉地忧国忧民，“天蝎嘛，就像他的书，颓丧中的向上，一方面可以无尽地黑暗，另一方面也向往光明。”这倒很符合他的形象，寸头，小眼睛，不是正气凛然的相貌，但一笑就咧嘴，给人一种孩童的感觉。
当我试图通过采访进入李霄峰的童年，又遇到了某种对立统一。初中时他成绩不错，爱好广泛，有表现欲——学过钢琴，日记本在全班、全校甚至其他学校的小圈子流传。高中进入合肥八中，学校位于闹市区，旁边就是一家音像店，他的数学成绩直线下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存之道——打架、偷考卷、作弊、偷家里的香烟、离家出走，过得像杨德昌的电影。
虞晓毅回忆，初中第一次班会，李霄峰讲完之后，突然唱了一段美声，然后张开双臂从课桌中间的走道冲下来，像是冲进一个充满鲜花和掌声的观众席。当事人已经不记得这个细节，但这一幕悄悄潜入了电影：女孩在卫校的第一堂课上自我介绍，笑着说，我希望能在这里交到好朋友，台下的同学散落在一个阶梯教室，所有人面无表情。李霄峰只说，这种漠然，在他的中学时代屡见不鲜。
我误以为这位初出茅庐的导演一定会忍不住在Chu女作中发泄对这些坏青春的记忆，结果，故事中的女孩保守一生的秘密，不过是在文具盒里藏着自己偷偷抽掉的烟嘴。他说如果再年轻几岁，自己可能会把这部电影拍得更“坏”。26岁时，他帮导演张元写过一个剧本，一帮十几岁的孩子组成一个层级分明的犯罪组织，抢劫两百多起。故事改编自真实案件，最后没有通过审查，名字叫《无法无天》。
但他还是用电影完成了对大人的“报复”，片中的父母师长总是出现在固定的特写镜头中，言行刻板，宛如在记忆中定格的脸谱。很多同辈对这些“无趣的大人”感同身受，大家好像都遇过一位脾气很大的女老师，一不小心就面目狰狞，抄起粉笔擦砸学生。李霄峰现在可以体会那种成年人的压抑，但他没有在电影中拯救他们。这可能是90年代留给他的胎记。
90年代初，社会提速，流行文化席卷内地，李霄峰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启蒙。他翘课去机关单位的电影院看港片，拿着零花钱去买磁带。而对父母那辈人来说，经过80年代的释放，此前接受的传统教育和革命改造分崩离析，伴着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中国迎来了空前的离婚率。用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重新组合，“爱情是一个最高尚的理由，实际上是这个时代人的欲望的延伸，延伸得无穷无尽。”用一首歌来概括，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就意味着你拉着老婆的手在路上走，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漂亮女孩，就可以马上松手。”
李霄峰此时流露出他谈论北京时所缺少的那种痛切，他形容那是高速列车下的粉身碎骨、把人撕碎的张力，撕掉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描写上一辈人时的那种刻板，其实也是一种卡在传统与现代中间不能动弹的尴尬——电影里，爱写诗又写不出好诗的语文老师，被老公抛弃又寻得新欢的母亲；书里，一位因为离婚被前妻泼了一脸硫酸的叔叔……“从90年代到21世纪，我经常觉得自己活过很多次。”小时候还站在自家脸盆里拧着毛巾洗澡，现在已经住进北京的大房子——果然坐上了时光机。
“说白了，我也不是什么他妈的道德模范，但我始终觉得电影还能做点儿什么。”因此他交出的Chu女作不是关于坏青春、同性恋，连男欢女爱也很稀薄，更没有性——年轻的时候满不在乎，现在他有点排斥在电影中直接展现性。“我们打架，难道是好的吗？难道是对的吗？我们好像也欺负过弱者，也被人欺负过。电影难道就是图一时的痛快吗？”他欣赏谢晋电影中那种天然的道德感。他不欣赏跟着感觉走的人和电影。
片子里有个名叫徐杰的男孩，10年以后依然等着已经远走的初恋，一个人在家乡开武馆。原型来自李霄峰的朋友，以前在学校里当混混，后来在合肥教跆拳道。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导演的影子，在救起溺水的女孩之后，带着他“回不到的过去”和“理想化的自己”，湿漉漉地从县城的河里站了起来。
电影《少女哪吒》剧照
李霄峰与李昕芸主演的电影《达达》
比利时
不要轻易把人视作道德模范，就像李霄峰自己说的，电影和生活不同。片子里有一句凌厉的台词，说“爱情能把人变成鬼”，而朋友说起他的生活，“缺点是用情太多，软肋是用情太深。”父亲在国企工作，母亲是大学物理系的老师，李霄峰从小大方、时髦，讨女生喜欢。“你看着他吧，就觉得很想帮他”，有女性朋友说。20年前，官方话语体系管这种现象叫作“早恋”。
在他的一篇小说中，我又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生物课上，“他”错把花的子房叫作子宫，老师脸都红了。和同桌一起买了一支笔，上面有一个“天蓝色的、修长丰满的女性裸体，像阿凡达里的纳美人一样神秘又性感”，结果被老师发现。后来去公园秋游，“他”又组织男孩和女孩们闹了起来。于是老师在全班发起评选：谁是思想最低下的人。这个评选真实地发生过，别的同学回忆起来，觉得这和不交作业被老师抓了差不多，但李霄峰把这个故事经过加工，仔细地写进书里，名字就叫“最低俗的人”。采访时他又补充了一点真实的细节，当时坐在他后排的男同学跟他说，我妈让我不要跟你玩了，也有女孩给他塞纸条：你别难过，我知道你没有坏心眼。
我不知道谈论一位导演创作以外的生活有多大的必要性，但这段插曲至少说明，他还是这个把自由与开放奉为时代精神的社会的受益者。在老师鼓励他好好学习的时候，他把头偏向了文艺和爱情。在学生时代的后期，他说自己一上课就想睡觉，已经不太相信别人的教育。他宁可跟着自己生活的进程去看书，反复读托尔斯泰、马克思、《包法利夫人》，反复看谢晋、李安、杨德昌的电影。大学室友准备去比利时留学，他索性一起申请。即便到了比利时，他也不得安宁，原本的专业是艺术与哲学，半年之后又改考另一所学校的电影系，学了一年多的基础课，迫不及待地想要实践。他给导演陆川写信，大胆自荐，参与拍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之后，他放弃了Liar这个笔名，准备用本名正式进入电影行业。但他很快发现，不依靠此前积累的人脉和话语权，“李霄峰”的市场价值只有1500元。他好几个月没有工作。出去帮人谈海外发行，也不知道怎么推销，“一部电影和超市里的避孕套还有什么区别？”他气愤地说，“人都变成商品了，难道还不可悲吗？说实话，一个人要是能够通过小时候的眼睛看到现在的自己，他应该痛哭一场。”
改革开放的大潮此时向他展示出真正的力量，它纵容了一群少年的成长，然后让成年之后的他们付出代价。绿妖记得，2004年前后，北京房价开始上涨，她和那群朋友渐渐失去联系，各自去市场上扑腾，“有时在发布会现场遇到了，彼此都灰头土脸地点点头，拿起自己的车马费各自转身走开。”她放弃了写作。2007年，李霄峰也远离北京，跑到上海，酗酒，很长时间不看影评。这让我想起他写的小说里的人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今天他觉得自己像什么？一团被揉得皱皱巴巴的废纸。”
很多年之后，李霄峰看到年过四十的贾樟柯拍出了《天注定》，再次被打动，他认为这是贾在《小武》之后最好的作品，也是如今中国社会的真相，“金钱能把人撕碎、重组，把人扔出去，再把人捡回来。”
直到《少女哪吒》，这个项目受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关注，在朋友们“小范围众筹”的帮助下完成，李霄峰才把被撕碎的自己拼接起来，就像他电影中“哪吒”的隐喻。他开玩笑地说出一个也许不是玩笑的真相，“大家扔钱进来的时候估计都捂着眼。”
朋友们说他近几年变化很大，待人接物周到许多，能在35岁时拍出第一部电影，多少也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尽管他在家的时候仍然习惯拉上窗帘，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仍然让电影中几乎每个角色都有一个文艺爱好，写诗、画画、弹琴、唱戏、读三毛……他敝帚自珍，又渴望分享，“都是宝贝啊！”
“说实话，已经算顺风顺水了，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面对自己。”在这个急剧压缩的时空中，他认为自己“没有跨越什么东西”。除了老妈还是时不时念叨，李霄峰，你能不能回比利时把你的文凭拿回来？
宝城
《贾斯汀不是要去布鲁塞尔吗？》，这是李霄峰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讲的是他某一年去参加柏林电影节，计划结束之后回比利时一趟，临走那天下午，他还在酒店里晃悠，所有人都讶异地问他，你怎么还没走？不是要去布鲁塞尔吗？而他自己呢，意外地从酒店前台得到一份礼物，对方留下的是他的房间号，写着要送给Mr Lee（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