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厚重的历史在这里一点都不沉重。怀旧的波士顿人乐于纪念历史，纪念方式或多或少带着喜感。
在举世闻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故地，有个倾茶博物馆。波士顿人把当年三艘运茶船里的一艘从海湾里捞出来修好，做成了大革命角色扮演游戏中心。老少游客们看过革命历史教育宣传片，马上现学现用，戴上羽毛，穿上伪装衣，在等比例复原的市政厅大声发表反殖民演说，然后一哄而上，把塑料制的茶箱模型扔进大海。头戴三角帽的“船长”大喊，这些塑料茶不怕水淹，你们尽管扔个痛快。
哈佛也不甘落后，一周5天都有穿着17世纪燕尾服的绅士挥舞着手杖，带游客参观学府风光。最受欢迎的“景点”当然是大学创始人约翰·哈佛大人的塑像。不过绅士导游很快就会操着殖民地口音告诉你，塑像的真身不是哈佛本人，而是20世纪初某位好事又有钱的哈佛本科生。校方也不避讳，就让这个山寨创始人风光了一百多年。每到期末考试，同学们还要去摸摸这位师兄的脚，求不挂科。
波士顿的早期历史当然不是这么轻松愉快的。莱克星顿、邦克山的金戈铁马不说，当年保皇党人和独立派之间的斗争也是针尖麦芒，搞不好就会丢了身家性命。两百多年后，历史还是历史，革命还是革命，但戾气已经不见了，只剩下兴高采烈的集体纪念，也许普希金的智慧在这里闪光吧。剑桥市的一条街还大张旗鼓地写着，“我们这条街以前住的就是保皇党人！”
兴高采烈，但并不虚无。波士顿人天天生活在历史里，有人自然反思起了这段美国人的“共同记忆”。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这是每个孩子都背得滚瓜烂熟了的。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杨考证了一下倾茶事件，发现从1773到1830年这五十多年，“倾茶事件”这个说法根本就不存在。现在看来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在当时看来不过小事一桩，只是在倒放电影式的历史回忆里，才变成建国功臣们的不世功勋。
不过这种学究式的反思也许没有《波士顿环球报》对时间胶囊事件的追问有现实意义：“亚当斯当年埋下时间胶囊，是想让早已不知报纸和硬币为何物的未来人回想起先人筚路蓝缕的艰辛。但现实却是，成千上万的波士顿人今天就花几枚硬币买来一张报纸，然后读着硬币和报纸被发掘出来的特大喜讯。”
“还好亚当斯没有看到时间胶囊的出土，”这位作者戏谑道，“不然他该多么失望啊。”玩笑归玩笑，老城波士顿的忧患意识也在这里：“现代”已经开始两个多世纪了，我们到底前进了多少？一成不变的旧日革命理想，如何能撑起今天的改革大业？
倾茶博物馆，当年的三艘运茶船
中国航母可以干什么
作者：朱江明 字数：1606
法国“戴高乐”号航母进行飞机弹射器测试
近日央视新闻报道中的一个画面，意外出现疑似航母弹射装置实验系统。图片中可以看到，一条轨道从蓝色房子中延伸出来，在轨道上有疑似滑块的设备。这与美国和法国已经装备的航母弹射器外观近似，类似的装置也只能用于航母弹射，因此可以判定未来中国航母很可能会装备舰载机弹射器。
世界上具备研制和生产蒸汽动力舰载机弹射器的国家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同时美国也是第一个研发及使用电磁舰载机弹射器的国家。除了美国，现在仅有法国航母装备了弹射器，当然其供应商也是美国。如果中国完成弹射器的研发，那么将会是世界上第二个研发及生产舰载机弹射器的国家，即便是前苏联也未曾完成这项重要的装备的研发和生产。由于弹射器能使航母的战斗力倍增，中国在这方面的突破是里程碑式的。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研发建造武器装备绝不是一场为了科研而科研的技术行为，尤其是航母这种大型主战装备，早在建造阶段就应该已经完成了对其功能的规划。在美国海军的装备序列中，航空母舰是争夺大洋制海权的主战兵器，同时也是对滨海国家实施攻击的主要作战平台。前苏联建造航空母舰之初，主要定位于在核战争中为核潜艇提供水面掩护的机动作战平台。中国在这方面暂时没有一个明确的军事定义，不过从中国现在所处的安全形势来看，中国的航母其实更类似于一战前要塞舰队的旗舰角色。
海权论的发明者、美国海军将领和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IfredThayer Mahan）最先提出了所谓要塞舰队的理念，指的是一种几乎只在岸基火力支援范围内作战的海军。马汉本人认为要塞舰队理念落后，限制了海军的机动能力，并且无法完成对海权的控制。不过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实际上海军舰队缺乏进攻海岸线坚固要塞的能力，从南北战争的经验来看舰队进攻要塞无异于自杀。当然随着海军火力的提高，要塞在战列舰面前完全不堪一击。鸦片战争中中国要塞对英国海军几乎毫无抵抗能力，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也证明了坚固的要塞无法抵御来自海上的攻击，此后要塞舰队这个名词几乎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然而美国海军退役指挥官卡尔·舒斯特去年却在《海军学会会刊》上发文称中国可能利用岸基反舰弹道导弹建立反介入区，让航母在该区域内充当快速反应平台，他认为这是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的“要塞舰队”理念的回潮。
尽管国内理论界对此颇有批评，却也不能否认舒斯特的见解颇为符合现实。中国现在奉行积极防御战略，没有苏联全球争霸的意图和实力。中国的核潜艇数量并不多，并未像苏联一样作为主要作战兵器使用。所以无论是美国的全球争夺制海权，还是苏联的掩护核潜艇的定位，都并不适合中国。至于对岸攻击威慑，尽管中国一直在加强空对地打击能力，从整体装备水平而言，还只能算是一个防守多于进攻的空中力量。现阶段海军航空兵没有对境外陌生地区发动对地攻击能力，也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配套。
即便作为要塞舰队，航母如果能够在其活动海域之内，具备防空预警、掩护水面水下兵力、驱逐对方空中力量以及有限度的对地攻击能力，对提升海军兵力的整体战略地位也至关重要。弹射装置对于中国海军而言，绝对不是能力过剩的装备。弹射器除了可以提高战机的出勤率之外，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要想起飞也必须借助弹射器。尽管英国和俄罗斯都装备了预警直升机，然而从作战效果来看两者相距甚远。要想实现航母全部的作战功能，弹射器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装备。
中国航母在使用定位上，其实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可能是美国模式。舒斯特的分析结果，似乎是最符合中国航母战术定位的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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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徐永昌
作者：邹金灿 字数：1286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与抗日战争相比，甲午战争持续的时间不算长，但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屈辱，一直持续到徐永昌在日本的降书上签字受降那一刻，才告终结——根据降书条款，日本将霸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归还中国。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徐永昌的签字受降，其历史意义亦不言而喻。
那么，徐永昌是谁？
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位将军。出生在山西崞县，成长于大同，从军队的杂役做起，最终成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与抗日战争中各大实力人物或者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相比，徐永昌是一名不显山露水的将军，但不显山露水，不意味着贡献小。在抗战中，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从事的是幕后工作，其功劳不易为世人获知。在世人看来，他最显著的功业，是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受降。
徐永昌是一位士人。他喜读儒家经典以及史籍，从他的立身行事来看，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士君子。周公摄政而不有天下，儒家的理念是为天下培养良相，不是怂恿人去称王称霸。徐永昌在辅佐孙岳、阎锡山、蒋介石等人的过程中，尽职尽责、安分守己，出色地完成了“相”的任务。他帮孙岳带兵，一直在军中坚持唯孙岳马首是瞻；孙岳死后，他归附阎锡山，在阎锡山危难之际，出任山西省主席，旋即为阎锡山的复出而奔波，并拒绝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他转投蒋介石麾下，更是为抗战而竭尽心力，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局已定，蒋命他去争取傅作义，明知此事必不成，他仍抱病前往，“知其不可而为之”。
徐永昌又是一位军人。由“旧中国”价值观培育出来的他，碰上了民国这个“新中国”。在那个传统价值观剧变的年代，革命之声此起彼伏，各地豪强引兵自重，时有龃龉。徐永昌逆新风气而行，自解兵权，不专属任何一个派系，为国家利益奔走，而各派系的首脑居然也信任他。这样一个没有“实力”的军人，在动乱的年代，尽了守家卫国的责任，可谓功德圆满。
各派首脑礼敬徐永昌，或者还是因为他们也跟徐永昌一样，都是最后一批“旧中国”的人。1959年，徐永昌在台湾去世，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怆怀良辅”，阎锡山的挽联写有“事人忠而律己严”，白崇禧送来的挽联则是“出总师干，入掌机枢，晚岁更荩劳，历危夷而一贯；行由正路，居处安宅，平生惟谨慎，淬德业以常新”。这些都是“旧中国”的话语，把它们移用到诸葛亮身上，也一样合适。
前贤作史、读史，着眼于世运兴衰。从徐永昌身上，我们依稀感觉到“旧中国”的衰，看到“新中国”的兴。但“新”和“旧”并非冰炭不相容的两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