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贤作史、读史，着眼于世运兴衰。从徐永昌身上，我们依稀感觉到“旧中国”的衰，看到“新中国”的兴。但“新”和“旧”并非冰炭不相容的两样东西。在今天这个更加“新”的世界里，一样需要“旧”的人，而“旧”的人也一样需要与“新”的世界相融。徐永昌立身的精神、行事的方法，依然值得我们玩味。
徐永昌 士人与将军
作者：邹金灿 字数：16678
千秋万岁名
徐永昌，这是一个人名，也是一个签名。
1945年9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了东京湾，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在58岁之年，徐永昌登上了人生最高点，留下了千秋万岁名。
这一天的早上，由中国代表团最先出发，登上了美国密苏里号主力军舰。当徐永昌率领同仁从扶梯走上军舰时，军乐奏起。其后，盟国各国代表团依次登舰。
受降会场布置在军舰的甲板上。上午9时，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徐永昌站立在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的左侧。两人的身后，分别是中美两国的代表团成员。徐永昌的左边，依次是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每名团长的身后都肃立着该国代表团成员。
在他们的面前是日本代表，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在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简短讲话之后，签字开始。顺序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签字，然后是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签字。接下来是盟国代表签字受降：麦克阿瑟代表盟国签字，然后是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接着是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此后依次是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代表签字受降。
二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到了现场，记录这一人类历史的重大时刻。有记者请徐永昌对国内的人说几句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在举国欢腾之际，这番话有点不合时宜。5年后，徐永昌解释自己为何会说这番话：“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胜利并没有让徐永昌开怀许久，在他心中，有着各种远忧近虑。他的同仁似乎也还没来得及为这一场胜利做好迎接的准备，在受降的前一天晚上，他的随从丢失了原先备好的用来签字的笔，他于是赶紧让内弟到东京的街上买笔，才避免了一场尴尬。
这一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说：“雪耻之日志（按：1928年济南惨案以来的日记），不下15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50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屈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
1928年，日军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派兵进驻济南，在济南大肆展开杀戮。从这一天起，蒋介石一直坚持写“雪耻日志”。徐永昌签字受降前两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还为了英国拒绝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而痛愤不已。
对于国民党而言，抗战胜利的确并不意味着完全雪耻，因为新耻已经纷至沓来，比如英国不归还香港、苏军盘踞中国东北，这些既困扰蒋介石，也萦绕在徐永昌的心头。9月3日，中国代表团的同仁准备在东京设宴畅饮，并将这视作“痛饮黄龙”。徐永昌极力劝止，事情没有做成，同仁对此心有遗憾。
徐永昌在日记里说：“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尽人情者。”
蒋介石：“他很爱国”
1936年10月21日，杭州西泠印社，这一日阳光充足，徐永昌与蒋介石晒着太阳，畅谈时局。趁蒋介石心情畅快时，徐永昌又开始美言北方将领起来：“东北军未必通共，不要自疑。阎先生精勤稳练，苟以国事属之，尤能顾全大局。整个经济问题，若能与阎先生商一新经济长策，或较求之外国人为妥当。”
类似这种“调停”的一幕，对于徐永昌而言，绝对不会陌生。他一生中很大一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处理这种事情上。
蒋介石显然为这一番恳切的话动容，“将来选举正副总统，阎先生必居其一。”最后他问，自己接下来准备到西北走一趟，“我先去山西还是陕西？”
徐永昌建议蒋先去陕西，“一则以安抗日战线后方，一则以抚慰东北军，俾与中央一德一心，尤为急要。”
对于这个建议，蒋介石采纳了。但两人都想不到——应该说世人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是震动中国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起来了。尽管如此，事变解决之后，蒋介石仍对徐永昌信任不减。
蒋、徐的结缘，是在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来到北京，向熟谙北方局势的徐永昌询问情况。徐告诉蒋，戴季陶来到北方，仍然说“你看，这皇宫黄琉璃瓦，一切东西，不但是汉人的血汗，亦是满人压迫汉人的血迹”，这种言论在辛亥前还算是为了推翻清廷而发，但现在既然已经宣布五族共和，说话就需要顾人心，过了河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第二是要定都北京，因为中国的外患在北方，如果非要定都南京，那么应该把军事学校设在北京，因为中国的内忧也在北方，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才，可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势力发生联系，融洽感情，有利于国家。
对于这些建议，蒋介石都点头称善。多年以后，蒋介石向人这样评价徐永昌：“他很爱国。”
欣赏徐永昌的，还有阎锡山。
在军阀混战时期，徐永昌主要协助孙岳建军，孙岳多病，徐永昌代为带领国民第三军。徐治军严格，早年在定州练兵时，为了避免骚扰百姓，就规定士卒不得去听戏，犯者立即革除。在一生的军事生涯中，他三次拒绝攻打家乡山西。对此，山西“掌门人”阎锡山闻风而敬，想将这位山西老乡罗致麾下，托人捎话给他，“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
这句话击中了徐永昌。徐永昌好读书，尤嗜儒家经典以及历朝史籍。他年少时即读《左传》，从军后长年请秘书、清末翰林王震昌为他讲论经史，探究古今成败得失之机。即使抗战时事务繁忙，仍不中断此事，认为是人生一乐。在国共内战时，他的身体状况已极差，仍听夫人为他读《礼记·曲礼》。这种知识结构，打造了这个有士人之风的军人。士人重“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德最高，阎锡山这句话，从“立德”的高度赞美徐永昌，以期达到拉拢的目的。
事实上，徐永昌也对这句话作了报答。抗战时，徐永昌已进入中央。而阎锡山则与日本人眉来眼去，关于阎锡山疑似降日的情报不断传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震怒，问徐永昌意见。而徐永昌尽管不满阎锡山利己之心太重，仍不断向蒋介石强调以阎锡山的人格，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劝蒋不要轻动。此外他更是飞到阎锡山处一探究竟，以消除阎、蒋间的疑虑，避免了蒋、阎在抗战期间内讧。
阎的拉拢很顺利。徐永昌率领部队归附阎锡山，并且协助其北伐。他作战勇猛，遇事镇定。1927年，北伐军开到河北望都，徐永昌赴前线督师，译电员突发奇想，请求到前线观战。到了前线后，敌阵枪声不绝，地上尘土点点，译电员吓得不敢仰视，但徐永昌策马驰骋，丝毫不受影响。回去后，徐永昌问译电员：“前线好看么？”译电员说：“司令官神勇，我可不敢再看了。”
不过，徐永昌的过人之处，还是体现在协调各种势力的关系上。在当时的要人当中，蒋介石、阎锡山等都对他信任有加。
1926年，徐永昌在山西与阎锡山初次接触，表达了自己对奉军的看法：“奉军截械入关以来，亲眼所见的是，我们国家多年以来很好的社会秩序都被他破坏了。人民受到骚扰折磨，亦是由于奉军起的，整个社会人心的希望，亦将由他们断绝。”他自称不懂得革命，但知要驱逐恶势力，像奉军这种恶势力应该要驱逐。
徐永昌对入关的奉军印象不佳。他的回忆录中有详尽的记录：“譬如乘火车一定要先购票，坐人力车一定要先讲价，而奉军则一概蛮不照行。社会对之有种种歌谣，如‘妈的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奉军所经之处，无不被其蹂躏，奉军所驻之地，无不抢案迭出，绑票之风，亦自奉军来后开始，可以说奉军所到之处，亦即土匪所到之处。”
宴席上的阎锡山听此，笑而不言，后却在事私底下对徐永昌说：“你说得对，的确如此。” 1947年，阎锡山这样表达了自己对徐永昌的敬重：“十五年（1926年），次辰（徐永昌的字，一作“次宸”）归至并门，得见君子，快慰宿心。从事历年，久而弥敬……次辰早历艰屯，以跻崇显，乃其行己之严洁，体国之公忠，岳峙渊渟。”（《崞县徐氏族谱阎锡山序》）
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猜忌可谓伴随终身。在国难方殷的年代，蒋、阎合则为国之幸，离则是国之祸。徐永昌深明这一点，他叮嘱阎锡山：不要有上台做领袖的心，不要轻视蒋介石，不要去郑州这个是非之地。
对于这三句话，阎锡山第一句是不理会，第二句是当面反驳，“介石这个人，辅之不足辅，倒又不足倒。”至于第三句，他则以1930年发动中原大战作为反对。徐永昌不同意阎锡山反蒋，但仍然为阎锡山指挥了作战，并且稳妥地铺好退路以及为其殿后，在阎锡山兵败如山倒时，助其全师返晋。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统管北方。阎锡山通电下野，到大连躲避，但不久后突然潜回山西，而且还是乘坐日本人的飞机回来。据徐永昌的部下赵正楷透露，回到山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