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忠泽用那铁爪似的大手掰开白晓梅细弱的小手，另一只手紧紧地蒙住她的嘴和鼻，他那低沉而凶狠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你再叫，再叫就等着给你父亲收尸。”
又似一记重重的闷棍打在脑门上，白晓梅只觉得头盖骨四分五裂：如果父亲真的死了，那自己怎么活呢？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实在太冷酷了。而且，兰忠泽的手蒙得她透不过气来，那憋着的气仿佛化作血光从头顶上冲出。她感到浑身冰冷，全身瘫软，双手不由自主地松开了，圆睁的眼睛顿感一片模糊，缓缓地闭上。她的知觉逐渐地迟钝，变作一缕轻烟袅袅升起。
兰忠泽见白晓梅双眼紧闭，也不再挣扎了，这可使他省下许多力气。他清楚这只是白晓梅一时的晕眩，如果等她醒过来，也许又要增加不少麻烦。他迫不及待地把她按倒在床上，用力扯下她的裤子，回头吹灭油灯，便扑了上去。
昏昏沉沉中，白晓梅只觉得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身上。她想把它推开，可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了。一阵痛疼像一把利剑直插心里，把心都切碎了，一股屈辱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无声地流了出来。
风在呜咽，云在抽泣，月亮也似乎不忍看到这人间的一幕悲剧，躲进了一片厚厚的云层里，大地顿时沉浸在一团漆黑中。
第十七章 驱云拨雾
熬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季，万物又在悄悄的苏醒。一九七三年，对于那些心灰意懒、走投无路的知青来说，无疑感觉到了一丝春意，也使他们在困境中看到了一点希望。
自从开始抬工、上大学、参军以来，一些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这条路，纷纷离开农村，实现了质的改变。而大部分的知青仍然困守农村，苦苦挣扎。这种现象引起他们更强烈的不满，可又无能为力。而且，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所得的报酬竟无法养活自已。于是，一部分知青倒流回城，寻找出路，以维持自已的生存。而那些坚持留在农村的知青，再也无法安下心来，开始变得自暴自弃。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拒绝出工，无视干部，不服安排，以及种种始料不及的事情不断发生。加上一些农村干部对知青的卡、压、迫害，使知青与农民的对立、矛盾不断扩大，更加剧了这种状况的恶化。种种现象表明，知青的生存空间在日渐窄小，知青的命运日渐艰难，知青的地位已沦为社会的底层。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哪怕是微小的改变，也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一旦有什么超常的举动，马上就会万众瞩目，沸沸扬扬。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眼看自己的儿子回城无望，自己又无力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冒昧”地，也可以说是冒死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告御状”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你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
家庭成份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国家发给，每月八块钱），除了医药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给上山下乡青年口粮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发生了。
首先是分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二百多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来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的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钱去再买；衣服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钱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迄至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也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已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但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你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却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啊？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生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另一个孩子，又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依仗他们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的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了，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常和农村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的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致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鬼使神差，这封可说是大逆不道，足可当作恶毒攻击毛主席上山下乡方向，给党的脸抹黑的信，竟送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给李庆霖寄去三百元，并附一信：
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4日
事情尚未公开，但各种小道消息早已闪电般地传遍全国，在知青中更是引起强烈的反响。
马聪明用一根木棍当扁担，一头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头吊着一个装满瓶瓶罐罐的网兜，汗涔涔地走进祠堂。
“喂，聪明回来了。”正在刷锅准备煮饭的石兰，一见马聪明，便惊奇地喊起来。
正在里屋打扑克的李卫东、游清池等人一听，扔下扑克就走出来，王莉莉也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和白晓梅几个人从另一间屋里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把马聪明团团围住了。
“你来得太及时了。快，先来一支。”侯成宝伸出两个指头做夹烟状。
“别急别急，有的是。”马聪明会意，左手向右边的口中袋里掏去，可担子还挑在肩上，显得有点迟缓别扭。他干脆不掏了，见侯成宝紧盯着他的手，不由笑着说：“等一下，让我把东西放下来。”他把担子卸下，才慢慢地把烟掏出来，一人一支分发。
“你这次回家这么久，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怎么，‘病’好了？”侯成宝吐出一口烟雾，狡诈地眨着眼睛。
“那算什么病？回去住几天，什么病也没有了。”马聪明毫不介意地说。
“那你承认是在装病的了。”侯成宝微笑着说，似乎揭了一个大秘密。
“谁叫你不病呢？不然，你也回家住上一个月。”马聪明也笑着，那口气似乎是向人传授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一样。
自从去年以来，马聪明的出工天数就一直比别人少，要是安排他不愿干的活，他的胃马上痛，张金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大队干部对他更是另有看法。而且，他与好几个农民的关系也不好，不是讥讽就是嘲弄，常常使人下不了台，可他们又说不过他的嘴。那几个曾被他捉弄过的农民，平时当面好像认输了，可到了年终评工分时，突然杀他个回马枪：有的说他思想很落后，有的讲他出工偷懒，有的揭发他曾偷吃过队里的甘蔗，甚至连那天拉肚子，跑了三次厕所也当作缺点提了出来，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