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的批评指责日益增多。1986年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过匈牙利，我当时在外交部工作，曾听过吴外长本人私下聊过他会见卡达尔的场景。那天，吴向卡达尔转达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问候，并谈到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匈牙利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听后显然有点激动，”吴说，“卡达尔在他最困难的1956年和1957年两次访华，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他和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
1987年10月卡达尔再次访华，邓小平和卡达尔两人一直携着手，慢慢步入中南海的会见厅，这对邓小平同志也是一种不寻常的举动，可见他们之间的相互敬重。邓小平与卡达尔的谈话很有针对性，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邓小平似乎已经预感到东欧要出事，他告诫卡达尔“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并说我们“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卡达尔本人赞成邓小平的观点，但他党内的激进派同事与他意见截然相反，他们主张匈牙利立即推动“彻底的政治改革”，把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
在1988年5月的党代会上，卡达尔与党内激进派就政治改革问题进行了一次激烈辩论。他坚持必须在现有的体制内进行改革，而不是推倒重来。但他身体状况已欠佳，整个苏联东欧的大环境对他也非常不利，匈党内分裂愈演愈烈。卡达尔本人身心憔悴，终于1989年5月因健康原因辞职，7月6日与世长辞，享年77岁。
在激进派的主导下，匈牙利党中央通过了一个比一个激进的纲领，提出“国家社会主义使匈牙利陷入危机，要尽快改变模式”，匈牙利“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已经不可避免”。与波兰、捷克不一样，匈牙利没有像团结工会、“七七宪章”那样强大的反对派组织，也没有像瓦文萨、哈维尔那样影响力较大的反对派头面人物。匈牙利党是自己内部先分裂，然后分裂出来的派系与党外势力合作，最后瓦解了政权。晚上我和H君夫妇共进晚餐，H君曾在日内瓦大学进修政治学，我们是老相识。他们夫妇现在布达佩斯一所大学任教。H君告诉我：
“匈牙利已经改了国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中已经去掉了‘人民’两字，国旗上也没有红星了，我们的宪法也已修改，实行了多党制。”他还非常兴奋地告诉我：“我们一个月内，已经有了50多个政党登记参政。”他谈到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现在匈牙利经济一路下滑，一个人打两份工才能生活，大家都认为经济改革已经走入绝境，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带给人民希望。”他夫人补充说：“我们匈牙利其实一直比其他东欧国家自由，我们几乎人人都有护照，只要有钱，随时可以出国，但我们珍视国家的独立，现在苏联军队还占领着我们国家。”H君点头：“他们必须滚回去，这是我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们也谈了对卡达尔的看法，H君不容置疑地说，“卡达尔落伍了，他讲的话都是老生常谈。匈牙利需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这样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或者是捷克哈维尔这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否则人民看不到希望。”
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有诸多原因：这些国家传统上受西方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很大；他们的政权在自己国内的根基较浅，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是“二战”后靠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扶持上台的；很多东欧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还被苏联占领和控制着，还没有真正取得独立，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到了“二战”时才被苏联吞并的。苏联很多做法也使东欧小国耿耿于怀。例如，捷克共产党曾考虑接受美国“二战”后提出的“马歇尔计划”，但遭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1968年苏联大举入侵捷克；匈牙利在“二战”时站到了纳粹德国一边，后来遭到了苏联的强烈报复。匈牙利一位政府高官曾对我说：70多万匈牙利人被流放到苏联西伯利亚，其中30万有去无回。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但民族感情之对立是显而易见的。
东欧国家后来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改革都是断断续续的，即便是走得最远的匈牙利也未能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结果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本国老百姓的强烈不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变，从物资严重匮乏到市场空前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邓小平说过：不发展经济，不搞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确实是东欧走上这条死路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再加上西方强大的话语攻势，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自己都丧失了自信。到了1980年代中期，连控制东欧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西方话语征服，结果苏联的解体和东欧政权的垮台，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二、东欧今天怎么样？
东欧剧变至今已经二十年了。这些国家现状怎么样？人民的生活是否更好了？他们的民主转型效果如何？这些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地走访了近十个东欧国家，各种感受一言难尽。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还相当落后，只能算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经济上还是发展不起来，这两个国家至今还属于欧洲最穷的国家。
东欧其他国家的起点要高得多。加入欧盟的八个东欧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中，大部分在1989年以前已属于中等工业化国家，其特点是农村人口都低于30％（至2007年，中国农村人口仍为56％），其中最富裕的是捷克、匈牙利，比较穷的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
我也只去了这些国家的首都，所以很难和中国作一个全面的比较。总体上看，这些城市的商业也算繁华，欧盟的各种援助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中产阶级都有一定的规模。但如果拿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国的一线城市进行比较的话，我觉得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商业繁华程度、消费与时尚、新建筑的规模、式样和质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方面，都落后不少。像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布拉迪斯拉发、索非亚、里加等城市与上海的差距还很大。
东欧城市有一个特点，漂亮的建筑几乎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留下来的古典建筑，而新建的民居和城市改造的规模远远小于中国发达板块的任何一个城市。当然这也可能说明他们在旧的体制下已经基本解决了住房问题，而中国过去欠账太多，所以城市改造规模之大，新的民居之多，质量和外观之好，都是东欧这些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总体来看，三十年前，中国与东欧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但是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个距离已明显地缩小了。从我走过的东欧城市来看，二十年前，像华沙、布达佩斯这样的城市领先上海至少十年，但现在我的感觉是他们落后上海至少十年。总体上，我认为我们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东欧的平均水平。但要使整个中国达到东欧今天的水平，还需更长的时间。
我们与人家差距最大的是市民文化这一块。从办事排队到开车讲规矩等，人家做得还是比我们好。东欧国家的市民文化形成历史比我们长，特别是像布拉格、布达佩斯、里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有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已建有大批高级公寓、别墅和咖啡馆，市民文化的底蕴迄今犹在。我记得捷克著名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在他的名著《世界美如斯》中，就回忆过自己1920年居住过的布拉格日什科夫区，回忆那里咖啡飘香、绅士互相脱帽敬礼、盛装舞会等贵族的传统。欧洲贫富差距当时也很大，达官贵人也遭人忌恨，但贵族的生活习俗和方式却一直被普通人模仿，这是欧洲市民文化比较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贵族留下的古堡、庄园、花园、艺术品至今还是这些国家的文化精品，这种源远流长的市民文化，我们要赶上真不容易。
三、重返匈牙利
近二十年后的2008年8月，我又有机会沿着老路从维也纳坐大客车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访问。维也纳还是那么雍容大气，只是机场显得陈旧了，刚从北京机场过来，一下子还真不习惯，真有点到了第三世界的感觉。机场的商店还是1980年代的装潢。红黄绿标记的三家出租车公司在机场拥有柜台，一字排开，里面的工作人员做出夸张的表情，争相拉你坐他们的车。二十年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维也纳夜景，今天看来是如此平淡，跟上海璀璨迷人的夜景相差太远了。西欧的特点是几十年不变，反正是发达国家了，可以固步自封了；中国的特点是一直马不停蹄地追赶发达国家，整个国家面貌日新月异，当然，变得太快也会有自己的问题，但这是后话。
我们的大客车很快就进入了斯洛伐克，现在斯洛伐克已是欧盟成员，所以不再设边界关卡，一块矗立在高速公路旁的“欢迎来到斯洛伐克”的英文标牌提醒我们，车子已进入了斯洛伐克。这些年来，斯洛伐克因为劳动力便宜，又加入了欧盟，吸引了不少外资。布拉迪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