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车子已进入了斯洛伐克。这些年来，斯洛伐克因为劳动力便宜，又加入了欧盟，吸引了不少外资。布拉迪斯拉发市的老城大有改观，修复了大片的步行商业街，很多名牌精品店纷纷入住，但人气不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布拉迪斯拉发火车站竟然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的简陋，连个像样的候车室都没有，旅客大都席地而坐。车站也没有一个像样的餐馆，只有两家夫妻店，七八张摇摇晃晃的饭桌，几十把塑料椅子，经营着不敢恭维的斯洛伐克匹萨饼和俄罗斯罗宋汤。真不知道这个当时人均吸引外资最多的东欧国家怎么不投资改造一下火车站、汽车站之类的基础设施。
斯洛伐克虽然已是欧盟成员国，但2005年选出的新政府很令欧盟头疼。因为新内阁包括了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可以公开谩骂该国的匈牙利和吉卜赛两个主要少数民族，骂这些人“丑陋、罗圈腿，是骑在令人可憎的马上的疑似蒙古症患者”。斯洛伐克前副总理伊万·密克罗什对我说：“亏得上面有个欧盟，使这些激进分子在国家政策方面还不敢走得太远，否则麻烦大了。”密克罗什曾在斯洛伐克推动了不少市场化改革方案，在西方广受好评，但2005年他的政党在大选中被击败。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搞改革，最好就是只做不说，先说了，最后什么也做不成，还被人骂。”
火车开了3个小时，我又来到了久违的布达佩斯火车站。但一下车，我最大的感觉也是这里与二十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些热闹的小铺子还在，出售各种廉价的旅游纪念品、箱包、打火机、DVD之类；那些兑换外币的私人钱庄也在，有十来个，边上还有几个“黄牛”，但人数比二十年前少；那些出租房屋的老头老太还在，惟一的变化是一位老头用中文在吆喝：“房间、房间。”我后来还抽空去了布达佩斯的劳克西商业大街，商品倒是不少，但从物业装潢到服务设施，都陈旧了，与中国大都市的繁华和时尚差距甚大。但布达佩斯的城市布局雍容大气，古典建筑端庄典雅，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令人赏心悦目，登上多瑙河边的城堡山眺望，更是令人心旷神怡，全城的景色一览无余。
我又见到了老朋友H君夫妇。他们约我在繁华的瓦茨大街终点的Gerbeaud咖啡馆见面，这是布达佩斯最精致的咖啡馆，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他们夫妇这次给我最大的惊讶是，二十年前的政治激｜情荡然无存。我们聊起了这二十年匈牙利的变迁，H君说：“一言难尽，有得有失，但感觉有点苦，就像这个咖啡。”他接着说：“苦，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变革是如此不易，你说我们政治独立了吗？我们现在被北约控制了，我们不喜欢俄国，可我们不想跟俄国人弄得剑拔弩张。你说我们经济独立了吗？我们经济现在都被外国人控制了。”
我们聊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卡达尔。H夫人指着窗外热闹的瓦茨大街对我说，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在他们夫妇的陪同下曾在这条街上散步，这里眼花缭乱的广告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使戈尔巴乔夫很惊讶。随后他多次表示苏联要借鉴匈牙利的经验来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现在看来他有点浮夸，不如卡达尔那么踏实。我知道现在匈牙利有不少人怀念卡达尔。H夫人说：“卡达尔那个时代，大家都有工作，全民医疗保险，还有带薪休假，我们的生活也比周边的国家都好。”
她还说：“卡达尔非常廉洁，连他的政敌都不否认这一点，这与现在的权贵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一代的人做事有原则。卡达尔在1950年代曾被诬告而投入监狱长达四年，他夫人也受牵连，被开除党籍，人无居所，后来布达佩斯一个普通百姓家庭收留了她，卡达尔夫妇至死都和这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H君此时插话：“你知道我们现在怎么形容我国的政客吗？这些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已经不再说‘你好’，而是说‘你是千万富翁了吗？’”想起H君当年对卡达尔的不满，我此时也只能唏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台湾地区民主化也二十年了，民望最高的还是亲民强势的领导人蒋经国，南斯拉夫各国也民主化二十多年了，但威信最高的政治人物还是意志如钢的铁托，历史是公道的，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
我们聊到匈牙利的选举政治，H君坦承：“看来我们当时是天真了，以为只要举行自由选举，一切都会变好。但二十年过去了，左派右派都执政过了，都是政客，没有出现过政治家。整个二十年东欧都没有产生过政治家，这是欧盟的结论。”他问我：“你听说过我们‘骗子总理’的事情吗？”我点头，这是指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2007年5月在执政党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我们搞砸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的糟糕，是糟透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比我们干得更蠢了……在我们执政的四年里，政府拿不出引以为傲的业绩。我们该如何向选民交代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保证使这个秘密在大选之前不被泄漏出去。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撒谎。”这段话后来在网上被披露出来，匈牙利举国哗然，随后就是二十年来匈牙利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和警民冲突。
“坦率地说，我现在很悲观，”H君说，“我们不是在‘好人’与‘坏人’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坏人’与‘更坏的人’之间作选择，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分裂了整个社会。”他还引用了匈牙利学者海斯勒（ákos Heiszler）的评论：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协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个深深分裂的社会”。我认识不少东欧朋友，他们原来都以为，只要政治制度一变，一切都会变好，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革命是浪漫的、兴奋的、热血沸腾的、充满希望的，但革命后人们突然发现旧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一切宛如昨天，甚至更糟。
我还见了匈牙利一位资深的政治学者，他的谈话更直率：“你看，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匈牙利一半的资产卖给了外国人，还有一半给贪污了。什么是‘休克疗法’？那就是把能卖的公司都卖给外国公司了，最大的石油公司卖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又把它卖给了德国人，现在德国人又把它卖给了俄罗斯人。今天控制我们经济的主要是德国人，连媒体也都给德国公司控制了。你大概不能想像，我们的出租车公司也卖给外国人了，一家英国的公司，还有一家土耳其的公司，他们垄断了价格。”我这些天常坐出租车，注意到这里出租车价格贵得有点离谱，接近瑞士。
他给我展示了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作的最新民调结果：2008年62％的匈牙利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达尔时期，2001年时，这个比例是53％。今天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而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他带有感叹地说：“很多东西，只有失去了以后才知道珍贵，就像空气和水，一旦没有了，才知道它们是多么的珍贵。现在少部分人的生活确实比过去好了，但大部分人生活得更糟了。物价上涨太快，货币贬值太多，工资涨了五六倍，但煤气、水、公共交通等都涨了20倍到100倍，受害最大的是我们这些拿退休金的老年人，退休金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还有就是年轻人，匈牙利就业机会太少，失业率已达10％。”
早在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就积累了不少经验，当时中国派出不少代表团考察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情况。我问这位学者：“如果坚持当时卡达尔的改革路线的话，匈牙利能否走出一条更好的路？”他说：“匈牙利本来的改革模式很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也许会走出一条类似中国的渐进改革的成功之路。但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喜欢，他们不想让这种改革获得成功。而我们精英阶层完全跟他们走，放弃了渐进改革，转向了激进革命和彻底的私有化，最后把能卖的公司，包括银行，统统卖给了外国人，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了。”他叹了一声。匈牙利中央银行前行长也对我说：“我们把自来水公司卖给了法国公司，本来期待他们能投资开发我们的矿泉水资源，结果他们却在匈牙利推销法国的‘依云’矿泉水。”不过他也告诉我：“不能夸大卡达尔时期的繁荣，那是靠借外债维持的，结果弄得匈牙利债台高筑，新政权上台后只能靠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
一位匈牙利朋友还与我谈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尽管制度变了，但旧制度的许多东西仍在运作，特别是原来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安全系统至今在匈牙利，在许多东欧国家仍然影响巨大。“旧安全系统的人与政党、政客、黑社会联系密切，表面是多党制度、媒体自由，实质上是这些人继续控制着许多政治经济等各种资源，继续进行各种利益的私下交换。独立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建立，也没有一支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任人惟亲的现象广泛存在。”连《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也载文感叹匈牙利过去的二十年是“令人失望的二十年”（Economist on line，2010年8月9日）。
四、东欧的“两个激进”
东欧的变革可以用“两个激进”来概括：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其核心也是一个梦：只要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国家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结果政治激进带来的是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和持续混乱，一个新体制从建立到良好运作谈何容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有时高达2 000％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剧增。匈牙利还是受灾较轻的，因为匈牙利在卡达尔时期就尝试了不少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