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立刻陷入混乱和分裂。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包括在决策领域内实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社会主义的基因和西方文化元素，三者有机结合后形成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些制度安排也将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
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总的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虽然还在不断改进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政治制度进行竞争，我们欢迎世界范围内政治制度的相互借鉴和相互竞争。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我们要防止出现像美国那样的资本力量压倒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格局，这是“美国梦”风光不再的主要原因。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光明和精彩。
关于中国话语，我三本书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探讨中国话语建构的。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伴有自己话语的崛起。失去话语，就可能失去一切，包括已经取得的成就。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终都应该体现在话语自信上。我主张建设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也主张推动民间的、学术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我总结了中国崛起背后的八个理念，即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W//RS/HU）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我也总结了中国超越西方的四条思路和经验，即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
我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话语观点和概念，如“良政还是劣政”范式应该代替西方主张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因为前者更能解释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于天”，“民心”等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整体与长远的利益，治国要把“民心”和“民意”结合起来，但一定要确保“民心”治国的主导地位；中国的“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模式高于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称为“最不坏的制度”，我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大致上只有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等等。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我三本书中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建构中国话语的尝试。
在阐述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过程中，我也对西方现状、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们不再仰视西方，当然也不俯视西方，西方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西方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可以平视西方，平视不是傲慢，平视才能看得清楚，看得准确，看出名堂来，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关于西方现状，我强调西方内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第三世界，西方民众对西方民主模式出现了持续的失望。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这三种力量关系的失衡，资本力量独大，导致今天的美国民主越来越像“钱主”。我认为西方民主模式运作中的三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似乎已经变成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
我建议可以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话语来评述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其主要的弊端。这些弊端可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我也认为我们可以用中国标准，如邓小平关于政治制度质量的三条标准，来评判各国政治制度的质量，来确定为什么“颜色革命”会失败，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变成“阿拉伯之冬”，为什么西方制度也一路走衰。
至于西方的人权观，它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间缺少一种平衡，西方过多地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二是西方一般认为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权问题才算人权，而从政治方面推进和捍卫人权应该同样重要；三是西方人权观始终无法解决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矛盾。
西方长期以来一直误判中国，其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特别是“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和“历史终结论”）。为了釜底抽薪地解构西方话语，我概述了海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首先，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都领先西方；其次，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动力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源于中国，所以“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本书所讨论的中国超越，主要是指中国超越美国和美国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它也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本书探讨了中国在六个领域内对美国的超越，即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在百姓资产上的超越，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超越，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超越，在政治制度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也能超越美国。
坦率地说，以“选举”为主的社会将竞争不过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社会。以“民意”治国的国家将竞争不过把“民意”和“民心”结合起来的国家。以市场经济一条腿走路的社会，将竞争不过“市场”和“计划”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以“政体”为导向的制度模式将竞争不过把“政道”和“政体”结合起来的制度模式。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将竞争不过能够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的社会。所以我更看好中国模式，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有伟大的历史传承，有辉煌的崛起业绩，我们对此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获得了自信。我们有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天下情怀，我们有“天降大任”的担当，我们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我们愿意放飞自己的梦想：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超越美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有可能成为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变革，中国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继续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但不会失去自我，不会失去中国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作出弥足珍贵的贡献。
“中国从哪里来，中国走什么路，中国往何处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回答这些大问题。回答对了，我们的国家将迈向第一，前途无比灿烂；回答错了，我们可能功亏一篑，甚至前功尽弃。我们有些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
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在至少3/4的时间内是领先西方的，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这种“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融合了中国自己的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这种制度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与“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背后的哲学观截然不同。“历史终结论”的哲学观是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