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汉书·董仲舒传》。
＇4＇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5＇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科林·罗南改编，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84页。
＇6＇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36页。
＇7＇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
＇8＇加文·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师永刚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
＇9＇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0＇Maurice Collis；“Marco Polo”；Collier’s Encyclopedia；vol。15；p。38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页。
＇12＇转引自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13＇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236—238页。
＇14＇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6页。
＇15＇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16＇同上，第74—75页。
＇17＇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196—207页。
＇18＇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238页。
＇19＇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第77—78页。
＇20＇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3页。
＇21＇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引言。
＇22＇见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
＇23＇同上。
＇24＇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25＇见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328—336页；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138—198页。
＇26＇钱穆：“理学与艺术”，见《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北：台湾书局，1974年，第2页。
＇27＇见吉利恩·泰特：“中国共产党：美国CEO的榜样”，载《环球时报》，2012年5月21日。
＇28＇南怀瑾：《禅宗与道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29＇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115页。
＇30＇王绍光：“中国的治国理念与政道思维传统”，见玛雅：《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325—328页。
＇31＇同第192页注释！。
结论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从《中国触动》到《中国震撼》再到《中国超越》，这是我走访百国，思考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心路历程。我想把各种相关的问题思考得尽量全面一点、透彻一点，使自己呈现给读者的东西能真正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这个民族，对得起这个时代，也对得起自己。中国崛起到今天这样，绝不能再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了，那是要铸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大错的。我们的国家还存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取得的成绩远远大于我们的问题，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彪炳史册的，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肯定自己，再来自信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最终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作为自己百国之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想在这里把自己在这三部书中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综合梳理一下，一方面是使读者能更为全面地了解我关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整体思考，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更多的人去思考相关的问题，为中国全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更多更好的思路和建言。
关于中国崛起，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这个“文明型国家”有八个特征，亦可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其中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势头和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它必将深刻地影响人类和世界的未来，并可能给整个世界带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了读懂中国崛起，我建议从三个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一是采用“板块”及“板块互动”的概念。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口与美国相当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更大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所在。二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中国经济的规模，因为它比官方汇率计算法更接近真实的中国。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应当在一至五年内超越美国。但即使用官方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也将超越美国。三是用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庭净资产”来衡量中国人的财富。过去20多年里，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意义上的“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更精彩，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多数中国人的财富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而多数美国人的财富不增反减。如果我们采用以上三个方法，或者将以上三个方法考虑进去，并重新计算有关的数据，那么世界上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崛起需要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更清楚。我自己估计：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就的总和，也超过了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成就的总和。在不少方面，我们的成就也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包括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但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国际比较，并得出一些审慎而全面的结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说清楚，最终也都有解。
关于中国模式，我提到邓小平本人曾多次使用这个概念。在狭义上，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和经验的总结。在广义上，它与中国道路的概念相通，指的是中国一整套做法、经验、理念和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在改革领域内，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改革模式，比较其他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中国的模式属于“稳健型”；原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属于“激进型”；古巴的模式属于“保守型”，相比之下，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也有不小的代价，但总体效果最好。
中国模式这些特点的背后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切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要跳出中国模式框架，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一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西方国家本身也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后走向更大的辉煌。
中国模式使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所有特征——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离不开中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概括为“一国四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这个国家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它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文明型国家”的执政党不可能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如果执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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