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起来（没那么容易遗忘，也还好没那么容易忘，事隔多年，《巫言》不又一件一件地回头想起来了吗？）。我们看尤其是《世纪末的华丽》写出后的整整十年时间，无论年纪、心智、书写技艺乃至于阅读者的诚服信任，按理都应该是朱天文的书写黄金时日也应该是她最复杂多样的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无比自由时刻，朱天文却仿佛进入了某种书写的直线加速期，眼前好似只剩一事只孑然一身，一直冲到正面攻坚的、女人文明论的《日神的后裔》受挫不成才告一段落——尽管朱天文把书写第一段最好的时光献祭出去，《日神的后裔》终究未如所愿独立成篇，朱天文（想想她已见似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化为小说的惊人技艺）放弃了小说形式，改以如是我闻的直书方式补了《记胡兰成八书》一篇长文为自序，并命名“花忆前身”，以回首之姿作为美丽的挥别。
所以说，相较于这样清操厉冰雪的自我整饬自我收拾，真正的大麻烦还是得回到小说自身来，回到朱天文终究是小说书写者的此一身份或这一位置的问题。对不自恋（她只是年轻时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应景喜爱过此类青春风情而已，如某种角色扮演）也从不自怨自艾（极好也愈来愈稀有的书写者品质）的朱天文而言，前者只是恍惚的寂寞和想起来不免荒诞而已，后者才真正是但使愿无违的见生死问题。小说，的确如米兰·昆德拉说的，有“只有它能做的”和它做不到的，用博尔赫斯的大白话来说是，我可以知道宇宙知道时间之为物，但我却搞不懂汽车构造而且永远学不会骑脚踏车；也的确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的，散文化的现代小说好像什么都能写到，再细碎再幽暗的角落它都走得进去，却愈来愈难说出那“简单而巨大的东西”，那些人们很长时间用格律的诗就能直直讲出来的单纯崇高、伟大、神圣或美丽云云。说这些话的昆德拉、伍尔夫乃至于博尔赫斯都是实战的小说书写者，这样见似一般性原则的讨论，其实是实践的、具体的、针对性的。对朱天文而言，你如何把一个如此巨大而且已不存在人心中、人生活行为里的东西重新放回此时此刻的小说之中？你举目四顾那个阿基米得点在哪里？这里是台北市，拥塞但平静如昏昏欲睡，你要怎样才能把一个浮沉于东区的女孩，一个挣扎于自己身体的同性恋者云云的命运，他们有限度的所思所为，和文明劫毁的大题目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从结果看无论是《世纪末的华丽》或《荒人手记》都是极成功、极佳的小说，我们敏感些或可察觉出书写者的某种意犹未尽，觉得她某一部分心思的孤独飘开，真正不满的毋宁只有寸心自知的书写者自己吧。这的确很像《巫言》里朱天文深有所感讲的炼金术士，她没写成黄金，她小说坩埚里出来的是也许更多生活用途、更富文明价值、有更温暖色泽和质感的瓷，但炼金者高兴吗？事实上，如果说《世纪末的华丽》宛如一幅末世日落前的时间静止之画，它的的确确也远比昔日胡兰成老师希望日本女画家小仓游龟画出的那一幅要好很多厚很多不是吗？
事后之明，我们也许可以倒转地这么想，其实一九九○年也就是十年后朱天文写《世纪末的华丽》，然后《荒人手记》，她已动身且无可避免地走上小说之路，用她小说之眼来回看这一切，等着她的不会是她想望的芬兰车站令人热血沸腾的老革命伙伴，而是各自隔离，依循自己，却可以跨过时间空间如共同“写一本大书”的文字共和国孤独书写者。福克纳在他小说之路的中途，曾浪漫地宣称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将是一本“末日／黄金之书”，写成之后他将折断铅笔一切到此为止，这个戏剧性的美丽谢幕没真的实现也不会真实现，如果书写者够好也够认真的话，你知道有哪个小说家曾经这样吗？这也许提醒我们一件背反常识但确确实实如此的事，那就是在看似全然自由的表象底下，小说书写的严格、必然性和它来自生命第一现场的无止无休要求（所以本雅明说生命只是要“继续”，而不是真要更换成新的一种），太多领域（政治、宗教云云）可容忍或者说可不当真、放任它存在的浪漫在这里是不成立的。
所以，当昆德拉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有些事只有小说能做这些话，指的便不是小说工具性的用途乃至于其承载能耐而已，小说就是“认识”、就是“发现”，即使它只像重述某件事某个故事，仍然是面向着人“存在”的总体问题，它甚至不该被理解为独特的，而更接近是惟一的或说我们已在其他思维领域失去的或放弃的。如果我们这些不写小说的人听着不舒服，以为是小说家的自大之言，那我们或可改用卡尔维诺较温厚并自我要求的话：“过分野心的构思在许多领域里都可能遭到反对，只有在文学中却不会。只有当我们立下难以估量的目标，远超过实现的希望，文学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只有诗人与作家赋予自己别人不敢想像的任务，文学才得以继续发挥功能。因为科学已经开始不信任一般性说明和未经区隔、不够专业的解答，文学的重大挑战就是要能够把各类知识、各种密码罗织在一起，造出一个多样化、多面向的世界景象。”还有一段，“但或许这种缺乏实体的现象，不只存在于意象和语言当中，也存在于这个世界本身。这种瘟疫侵袭着人们的生活和国族的历史，使得一切的历史变得没有形体，松散、混乱，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的不安来自于我生命中察觉到的形体的丧失，而我能想到的抗衡武器便是文学观念。”
如此说来，《日神的后裔》反而才真的是回头，试图把已然动身的那一部分自己硬生生地扯回。究竟朱天文是觉得自己已大致准备好了终于可以实践年少心志地放手一搏呢，还是她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自我的红位移现象，再不写下就永远不可能再如此写了呢？她一定察觉出她启自于胡兰成老师的文明观内容已抽换已大有不同了，面向的不是刀兵的、灾异的，所谓西方文明黄昏的一次“劫毁”，而只是“死亡”，命运的、时间的、绵密的、终点性的死亡，这样的死亡甚至于不必在现实中必然发生，它可以被推回到无穷远处成为某种天文学式的星球熄灭沉睡（“当活人记忆的最后一丝物质证据衰退成为一撮热量，或者它的原子冷却结晶变成无法活动的构造时，人类的记忆磨耗而消逝在虚空之中的时刻便来临了。”），成为某种无可替代的思维背景乃至于前提。于此，小说不再是发生警讯、预言休咎，不是因为现实里这类高低不等玉石相混的恫吓预言如今太多了，而是预言能对付的只是那些歧路性的、意外性的乃至于人无知犯错的一时灾难，无助于本质性的比方说人的基本生命处境、人终归得一死这样存在意义及其荒谬的思索不是吗？也由此，所谓女人论式的文明解答方式救赎方式，这些年来一物一物过手、收存、摩挲、鉴别如手工匠人的朱天文已知道可以更宽广、更普遍地来解释来思索，它包含在一个更大的且已有的讨论里，不见得惟名的就是女人，而是有形体的实物实相实体，就像她在列维—斯特劳斯或卡尔维诺诸里读到的。凡此种种。
《巫言》，大致上便书写于这样后预言的、自由了但也捉摸不定的心绪里，置身劫毁事外的米亚变回了包含在普遍死亡中的朱天文自己，那些曾经或化为象征或只能舍弃的自身细碎事物遂复原为实事实物，历历在目地重新得着意义，这样的忧郁如卡尔维诺所说，不是幻灭的，而是穿透的；不是堂·吉诃德调子的，而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不是火热浓稠的，而是颗粒的、微尘的，朱天文说，“不结伴的旅行者。”
不愿就此结束的书写
守护人朱天文，是三三诸人中最后一个得到自由的，这样认真的缓慢没什么不好，这使得年少时日有价值，使它极大化，不恍如一梦。对于朱天文，多年以来我个人一直有某个特权，可以极近距离地“看到”她。但基于某种不易讲清楚的理由，我不大愿意引用朱天文生活中的、不防备的话语，尽管这其实也不多。朱天文是标准那种下班不谈公事的人，几乎绝口不提自己作品，尤其是书写途中的作品——有些书写者期待从听者脸上找到某种确认，像某种新配方化妆品香水的试用填问卷；有些书写者则彻彻底底封闭自己，惟恐担心常识的天光随杂语渗入，曝白掉未成形作品的层次、纵深以及那种朱天心所说的夜间奇异飞翔。想像的梦幻之鸟很胆小，很容易被惊跑，而且，书写的魔法有一部分是魔术是诡计，需要暗中布置，泄露出去就瓦解掉不值钱了。
下不为例。《巫言》进行途中，我会听过朱天文亲口这么讲，仿佛回转更早先的自己，更像要记住一个具体生动的心中图像。她说她一直想写成一部不要“盛极而衰”的小说，像她小时候读《水浒传》、读《战争与和平》、读每一本小说看到的总是那样。娜塔夏成了个温和的、眼睛追着小孩跑、还有点发福走样的少妇，本来就很胖大的皮耶更是胖大得成了个昏昏欲睡的俄国佬，好像什么事都如梦蒸发再想不起来了。或者像博尔赫斯那样几乎得靠着存留不住的童心才可能读到的，在爱丽丝的奇遇里，不是树洞加扑克牌那次，而是后来镜子加西洋棋那次，那位总不断从自己马上跌下来，笨拙但温柔的白棋士陪着爱丽丝走出迷途森林并道别，棋子不能越界，也意味着旅程不能再横向离题蔓延下去（借由童谣等语言的声音、形状和气味），白骑士知道自己是爱丽丝梦中的人物，而爱丽丝要醒过来了，博尔赫斯说那真是让人悲伤。但朱天文说，现代小说怎么写都是多疑的、拆穿的，而且一写成一个当下，它就是一纸图像了，就是照片就是回忆；它可以静止，但无法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