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先生介绍了Markus Mobius和Tanya Rosenblat的一项迷宫游戏的试验：参加试验的志愿者先要估计自己的能力，判断自己在给定时间内能破解多少个迷宫，然后动手破解。试验的结果是，漂亮的游戏玩家判断自己能力时远比一般玩家自信，但他们的实际成绩并不出色。漂亮人物通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他们的漂亮和自信愚弄了雇主，为自己赢得更高的薪资，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未必能解决更多的问题。狐媚虽能惑主，干活仍需丑汉。
其实在特别实在的场合、特别专门的领域，漂亮贴水的规律会完全失效。比如你生病求医或者想股票逃顶，愿花大钱求教医生和经纪人，你只会考虑他们的资望和经验，绝不会关心他们是不是和孙老师柳公子一样性感美丽。有时候他们越丑你越放心。
打破漂亮贴水的迷思，我灵感勃发。我发现，在高薪职员和西方的电视政客里漂亮人物当道，但东西方的老板都是丑陋的。比尔·盖茨一身浮肿，一百个美国男人里九十九个比他好看；那个制作《飞黄腾达》的大亨特朗普最爱出风头，长得却像个猪头；中国的老板……不说了，免得得罪人，反正你想破头都想不出一个有三分姿色的。
当老板不必巴结选民，无须雇主面试，好看难看全不在话下。我的结论是：只有期待别人认可的行当或阶层才需要漂亮贴水，不求证明自己、只求实现自己的人可以远离漂亮贴水定律的支配。我有点遗憾自己的英语太差，否则把这个创见贴到石板上，也算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一点贡献。
但石板上一个美国网民的留言让我沮丧。他说，爱美、崇美、漂亮贴水确实是偏见，不过这种偏见是基本人性，是人类进化的选择。这种偏见才是人类生活的主流，背离这种偏见反而成了偏门。我读懂了他的意思：难看的女青年让生活逼成了女作家；难看的男青年让生活逼成了男老板。没错，施行漂亮贴水最积极的雇主，不就是这些难看的男老板吗？
不要相信
余秋雨曾经写过一些很漂亮的文章。二十年前，上海举办“上海人一日”征文比赛，余秋雨以《家住龙华》一文应征，肝肠寸断地怀念当年去世的两位朋友陈旭麓和王守稼。《家住龙华》后来获得征文比赛的首奖。
陈旭麓和王守稼是余秋雨“文革”中的同事，才学为一时之选。王守稼去世那年才46岁，余秋雨在文章中写道：
“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学生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最后一句让我动容，作者收敛文字风骚，绵长忧伤化作实在关怀，那几年，“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的学者子女上大学并不容易，未曾想到文风轻浮的余秋雨对亡友能有一番平常人的体贴。
王守稼“年幼的儿子”后来能不能读上大学，一直未见报道。最近读了朱永嘉——“文革”年代余和王的老板，“文革”后入狱14年——的回忆文章，方知后事和余秋雨还有一些联系：
“王守稼临终前的遗嘱只是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的儿子今后能够读大学。为了这个事肖木曾经求助于余秋雨，他那时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结果没有如愿，复读了一年，他考上了新闻系，还是当时《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金炳华相助，把他吸收入《解放日报》，以后调到宣传部工作。”
读《家住龙华》，感觉作者交友有古人的风义，但遇到真实的求助，戏剧学院的院长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甚至不如寻常官吏的义气。早知如此，当初又何必大费笔墨。
中国最狠的商人，拿朋友牟利；中国最红的文人，借朋友养名。朋友——乃至亡友，只是文章的材料，托孤寄命，只是媒体上的姿态。做做翻云覆雨的空头文章无妨，在行政权力面前一定乖巧地不敢有任何逾越，无怪官方可以那么放心地册封他为文化大师。
不要相信任何一位当代中国文化人。这是学习做人——尤其是做个好人的第一课。
超级男生郭德纲
郭德纲三十三岁交大运。几个月的功夫，他从一个茶馆相声艺人蹿红为人人皆知的大明星。他和他的相声班子德云社，成了各大娱乐媒体的头条。
三十多岁一夜成名不会像十几岁成名那样莫名其妙。郭德纲的活儿不赖，基本功扎实，而且很用功，中国相声传下来的老段子一千种，他会六百多种。他被媒体发现之前在茶馆和老式的戏园演出，时不时发一枝暗箭，讽刺时弊，比内地符合审查规格的电视相声有趣很多。
不过他暴享大名，还是要归功于媒体。他没有请托媒体来恶炒自己，是大陆娱乐媒体自身的饥饿，把郭德纲当成唐僧肉。
大陆的娱乐媒体表面上似乎很风光，花花绿绿，红红火火，每天｛'文'｝都有说不｛'人'｝尽的明星｛'书'｝逸事和娱乐｛'屋'｝圈丑闻，但实际上连这些虚荣行当的浅薄新闻都做得十分空虚。大陆像样的娱乐明星不多，像样的娱乐作品更少，自然缺乏local的娱乐新闻。娱乐版面的大红大紫靠抄袭得来，远抄欧美韩日，近抄香港台湾，连绯闻都要请外地的明星支持，本地艺人犯贱都没人理。
现在好不容易发现一个郭德纲，各路娱乐媒体都乐疯了。它们已经封他为“相声大师”，好像它们真见过很多大师，好像它们真的有资格派发大师称号。大师靠原创混饭吃，郭德纲的套路基本上是老段子，称大师为时尚早。就像去年唱口水歌的小女生只能称“超级女声”，不算歌唱艺术家，郭德纲目前只是一位相声界的“超级男生”。
他真的想当大师，被媒体如此恶捧未必是好事。德云社如果能够在茶楼里一生寂寞，说不定会留下真正经典的民间语言样板。如今被抬进了电视，抬进了新浪，他不想收敛锋芒，别人也要逼着他收敛。他不收敛也未必成得了大师，一收敛肯定没戏。
郭德纲红了，最不爽的大概是眼下的电视圈红人。郭德纲过去是他们的语言资源。几个月前，有一位很红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在节目里问来宾：“你知道二楼和二十楼的区别吗？”“不知道。”“从二楼跳下来是‘啪’，‘啊’。从二十楼跳下来是‘啊——’，‘啪’。”现在谁都知道，这个段子是从郭德纲相声里偷来的。
措辞
要在内地做媒体，措辞极有讲究。柳叶是资深人士，把玩媒体语用学多年，心得不少。有一次他带着一位记者去采访一个老板，现在的老板多横啊，讲话根本不拐弯。记者小心翼翼地问：“作为一个男人，您追求的是什么？”老板毫不思索地回答：“金钱和美女。”这种话怎么能登在报纸上，连资本主义的《纽约时报》都不敢照登吧。柳叶公子沉吟片刻，修改了几个字。采访第二天上了头版，记者的问题照旧：“作为一个男人，您追求的是什么？”老板的回答是：“事业和爱情。”这一精彩问答成为当年最响亮的励志语录。报社还转给老板好几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女文青的求爱信。
柳公子后来感慨地对青年记者说：“我这一身功夫，得来不易。我在情场上接连失利，才换来文场上的出人头地。”
柳公子以前有一位杨贵妃型的女友，两人情意相投腻到化不开。女友一切都好，就是体格魁伟了稍许。他们有说不尽的情话，写不完的情诗，手机短信每天超过五千字。一天深夜，女友发来短信：“我睡不着，心里有点烦，陪我聊聊天吧。”柳叶正在看电视里的日本相扑比赛，随手回信：“好吧。”女友的短信有点撒娇：“题目你来定，要有创意哦。”柳叶望着电视机里日本横纲的一身肥肉，灵机一动：“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比如说——你的分量。”一阵沉默过去，女友的回信来了：“你这个白痴。这个话题太沉重，还是说点肤浅的——比如说，你的智商。”这是柳叶收到的最后一则短信。第二天，女友就永远地关机了。
尖姐听说柳叶失恋，赶紧前往慰问。她豪迈地劝道：“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给你介绍一个闺密，长得真叫漂亮，瓜子脸，真正的瓜子脸，而且还是西瓜子脸。”柳叶第二天晚上便去赴约。半夜回到家坐在床上捶胸痛哭：“真的是瓜子脸啊，还真的是西瓜子脸，关键是她尖头朝上啊！”
就在这天夜里，柳公子终于开悟：汉语措辞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功夫。只有练好这门功夫，才能人不欺我，我可欺人。
大师
占卜的术士，现在都被尊为大师。
有几位大师还真能聊，你搞不清楚他江湖奇术的深浅，但听他闲扯挺有意思。
昨晚和一位大师吃饭，三杯过后，勾起了他的谈兴。
他拿起一双筷子，摆了个十字，像数学中的X、Y轴，指着四个象限说，人的福、禄、寿、禧原来一样大，你要一块大一点，其他的就会小一点。禄伤寿，财伤身。
座中都是浑浊男儿，大师自然要教授一些男女相处之道：以往看男女的八字，重点是合不合。现在不能这么看，世道不一样。过去婚姻要一生一世，女人从一而终，相合为好。现在花花世界，歧路多多，你们夫妻倒是八字相合，挡不住你老婆在外面遇到她的命里克星，冲散你们的姻缘。现在看八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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