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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问：桃花好不好？大师说，这不能一概而论。桃花有运，有劫，还有煞。滚浪桃花就是大凶。不过有的桃花走比不走好。朋友追问，那是什么桃花？大师含笑不语。朋友逗他：那您有没有走过桃花？大师正色道，我做的事业是纯阳之体，绝不能犯桃花。
大师后来聊到了邓公：他是真命天子，不过有一句话讲坏了。他不该说，香港回归后，我要去那里看一看。他不说，真的能来看看；他一说，寿尽于回归之前。人过六十，千万不要说满口话。
一路劝酒夹菜，大师的脸有些微红。朋友们连连赞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大师红着脸说，这些话不能当真，不能当真。他端起酒杯：酒能乱性，乱性之言，都是妄谈。你们真要问占卜之事，你们占卦，我来卜卦，一滴酒都不能沾，诚心正意，那时我说的话才会句句落实，绝无虚言。
刁民暴力
明末，苛察多疑的崇祯帝枉杀忠臣袁崇焕。“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金庸《袁崇焕评传》）
这是明末悲剧中最恶心的一幕。“众百姓”对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待死之人那么残忍，那么凶恶，生啖活割、食肉寝皮已不再是夸张的比喻，狠毒的群众唯恐“汉奸”死得太快，唯恐“汉奸”死得不苦。
以“众百姓”的暴虐推断，处置汉奸已不讲任何人道，一旦外寇入侵，他们应该死缠烂打，喋血抗争，甚至不惜做恐怖的人肉炸弹，战至最后一人，玉石俱焚。但清兵入关，江南尚有壮烈抵抗，有野蛮报复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而生吃袁崇焕的“北京众百姓”里并没有传出像样的烈士，腆颜事敌有之，留起辫子，做大清顺民的想来更多。
生吃袁崇焕，因为有当局的纵容和默许，他们无所顾忌，特别野蛮和暴力。但真的面临强大的邪恶，他们动都不敢动，根本没有丝毫反抗的勇气。所有的暴力都令人厌恶，其中特别肮脏的就是这种爱国忠君名义下刁民的暴力。
明朝的王直不是袁崇焕，但充其量只是个海盗，一两个月前还从来没有人认定他是汉奸。江苏南京浙江丽水两个大学教师，带着斧子和榔头，赶到安徽王直的家乡，砸毁王直的墓碑，根据只是一些媒体对王直很不可靠的汉奸指控。
就算王直真是汉奸，毁墓也只是懦夫的野蛮。如果两位教师真是有胆子没脑子的冲动汉子，他们应该把杭州中国第一官商胡雪岩的故居给烧了，他们应该把封建帝王的陵寝明十三陵给平了，他们敢吗？
毁墓好汉如同前两年向女演员泼洒秽物的英雄，在特别安全的口号掩护下，行使刁民的肮脏暴力。让人心寒的是，这两位好汉竟然还是号称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
光棍缔造文明
这个题目稍有语病，还要加两个字“西方”：光棍缔造西方文明。为了证明这个讲法足够周全，先抄一张名单：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贺拉斯、霍布斯、哥白尼、蒲柏、牛顿、帕斯卡、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波义耳、笛卡尔、卡萨诺瓦、休谟、伽利略、伏尔泰、叔本华、兰姆、莎士比亚、亚当·斯密、肖邦、贝多芬、凡高、卡夫卡、康德、福楼拜、舒伯特、尼采、富兰克林、勃拉姆斯、梭罗、维特根斯坦……
这张名单还能往下开。把这些西方的大名人凑在一起，原因只有一个：他们都是单身汉，或者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打了一辈子光棍。文新大楼的保安告诉我，他们早就知道威海路梁朝伟柳叶公子是幸福的单身汉，因为他每天上班来自不同的方向，第一天从延安路过来，第二天从南京路过来，第三天从茂名路过来……一个男人能天天换方向，肯定是单身汉。这张名单里的名人，也来自不同的方向：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思想家，他们在一起上班打工，这份“工”就叫西方文明，没有这些人西方文明就不复存在。
西方的网络知识分子比较闲，不像我们这里的网民每天要处理很多党国大事和国际问题，所以他们有空聊一些比较无聊的题目，比如像单身和文化大师知识伟人的关系。
他们比较一致的想法是，男人要成就大事业、做大学问、出大想法，绝不能走进婚姻。前几年，日本有人详细研究了280位大科学家的生平，发现这些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的事业高峰都在二三十岁之间，三十岁以后，事业螺旋形下降。有意思的是，已婚科学家的创造力像中国股市那样崩盘性急跌，而单身科学家却能将高效的创造力延续到五六十岁。
日本人说，已婚男人失去了刻苦工作以吸引异性的生物学动力。英国网民的评价是：婚姻使科学家停止试验，就像婚姻使罪犯停止犯罪。
科学试验只是小case，要投身更深刻的文化作业，更要将婚姻视为天敌。一位西方作家说，女性激发我们向往伟大的事业，但阻止我们成就伟大的事业。西方思想史上的第一位大圣人苏格拉底的妻子就是以无知泼妇的形象让后人引以为戒，最近的一位大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将阿尔都塞，亲手把老婆掐死，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纽约客》当年对此案有一番解释：哲学超凡脱俗、深奥艰涩、自我沉迷，而肉身是绝对逻辑和形而上学玄思的敌人。思想家寄身于纯粹的虚构世界，婚姻却只有关买菜、付水电费、倒垃圾和其他嘈杂琐碎小事。婚姻剥夺了哲人的自由，消耗了他的财产，吸干了生活中仅存的浪漫，最重要的是，婚姻阻碍了思想。
早在几百年前，英国最伟大的作家培根就说过：最好的作品，最伟大的情操肯定出自未婚的或没有子女的男性。
这里必须提一下中西文明的一个根本性差别：西方大师皆光棍，中华圣贤有妻室。我查了一下中华文明史上的大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光棍，而且绝大多数的妻子（含小妾）都是复数。我觉得这是中西文明最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我于2008年7月发现的，先记上一笔。
西方大师不娶不婚，不仅仅为了事业，还为了爱情。歌德说：爱情是理想，婚姻是现实，混淆理想和现实，难免遭到惩罚。英国人说：单身汉比已婚男人更懂女人，否则的话，他们早就结婚了。研究莱布尼茨的欧洲学者说：“莱布尼茨从未结过婚，五十岁时他曾考虑结婚。但他的心上人要求给她一点时间再想一想，这也给了莱布尼茨一点时间再想一想。所以他从未结过婚。”
注意一下前面那张名单，卡萨诺瓦赫然在列。卡萨诺瓦的事业就是他三位数的情史。如果卡萨诺瓦一早就结婚，他大概会变成坐楼杀惜的宋江。卡萨诺瓦成了宋江，今天的好莱坞就会失掉浪漫爱情片，只剩下一水的黑帮片。
著名的单身汉作家华盛顿·欧文说过：对已婚男人来说，浪漫爱情的芬芳会在婚后消散；对单身汉来说，爱情可能沉睡，但永远不会死亡。
我用一个稍有语病的标题，不加“西方”二字。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文明的生态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当我们看见柳叶沿着威海路信步走来，看见孙甘露在又一处香闺沉沉入睡，看见已是高干夫人的毛尖毅然将生日定在11月11日，并把那一天设为光棍节，我们可以感受到强劲燥烈的西方的风。
祸张因家木
胡兰成说，凡事“度得过是节，度不过则是劫”。张爱玲没能度过胡张情劫——那段往事成了她一生提起就烦、提起就痛的心病。有一个机会，放在她面前，可以让“劫”变为“节”——写一部《小团圆》，不是现在我们手边的这本，而是以她的才华或许能够达成的巅峰之作。可惜她并没有做到。
现在的这本《小团圆》写得很张皇。尽管作者不承认，但读者仍然能够感觉到有意无意和胡兰成对质的意思。作者的写作状态不好，“心神不属”。你能感觉到种种事端牵丝攀藤地缠绕，让整部小说的局面非常滞重黏着。除了那些八卦索引外，普通读者的阅读快感很少，经常会觉得不知所云。对比一下，反而是“无赖人”胡兰成放得下看得开的《今生今世》，显得格外神气活现。
以张爱玲的出身、经历、写作年龄（五十五岁）以及当时的清贫状况，这部自传性质的小说应该写成她自己的《红楼梦》。如果她立意开阔寄思深远，根本不去考虑故人的恩怨、市场的好恶、朋友的喜欢或不喜欢，以她那种既体贴入微又置身事外的豁达，于人于事于己直指根本的毒辣，生活趣味的奇特尖新，读者完全有理由期待一部旷世巨作。然而现在的这本《小团圆》的题旨太过模糊。连一生殷勤逢迎、温情考证，有“张爱玲最后一位男友”美誉的陈子善老师，初读之后的印象根本不是《红楼梦》，而是等而下之的影射小说《孽海花》。
张爱玲自己都觉得不好。宋以朗公布的张爱玲关于《小团圆》的几通书信，看得出她的没把握和不开心。1975年9月26日的信里说：“我小说几乎从来不改，不像论文会出纰漏。”但二十天后10月16日的信中说：“《小团圆》好几处需要补写——小说不改，显然是从前的事了——我乘着写不出，懒散了好几天，马上不头昏了。”12月21日又说：“《小团圆》还在补写，当然又是发现需要修补的地方越来越多。”一直到《小团圆》的